《中產作為方法：解殖犬儒？》／查理

《中產作為方法：解殖犬儒？》／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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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六月是立法制度崩壞的月份，七月是佔中／反佔中相互演練的月份，那麼今年八月肯定是沉寂鬱悶的月份。月尾人大決定在即，由當權者策動的反佔中簽名聯誼會剛剛落幕，中聯辦港澳辦倉促約見各代議建制人士，在民間凝聚多時的佔中意志亦漸露疲態，被鋪天蓋地的民粹操作所消磨。

近日，不少論者均提出想像「佔中之後」的必要，或將佔中視為香港民主運動的一次「範式轉移」。[1]但迄今為止，歷史似乎準備重演，「何為邪鬼何為神」，民主黨會否在關鍵時刻妥協、佔中能否作持久之爭，仍然是無趣又逼切的問題。歷史的重覆，揭示著我們未曾直視歷史流變中的自己。筆者以為，在談論當下的佔中以外，我們亟需重新梳理佔中各可能參與階層的前世今生，審視其參與目的，從他們雜亂紛陳的價值取向之中了解其政治行動力、被動性和潛在意識。

階級論述的匱乏

值得注意的是，「階級分析」本身並非一個純然中立的用詞。當我們嘗試以理論去捕捉社會群體的一麟半爪時，便無可避免地在身分與差異、層分與流變之間徘迴；究竟「階級分析」應該考究階級形成的過程，抑或指向階級內部變革的可能？在甚麼情況下後者會帶動前者，形成具政治行動力的階級主體？這無疑是審視香港中產以至階級論述本身同樣需要處理的問題。

本地文研學者許寶強就曾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分析』一文中提出，晚近香港的困局（如中港矛盾、圈地問題、功能組別座大）未嘗不能循階級的角度作分析。基於此，我們似乎有必要重拾失落已久的階級論述：

然而，儘管「階級鬥爭」不易言說，但面對佔產者對無產者共享的資源的掠奪不斷升級，擁有政治及文化宰制權者對邊緣社群的排拒及無視，階級視野顯然並非可有可無。因此，要理解香港社會近年的轉變，尤其是政治危機和相伴的社會矛盾的激化和社會自我保衛的興起，恐怕必須尋找合適的話語，直面日益明顯的階級對立。

許寶強遂引用當前火紅哲學家齊澤克『如何從開端出發』（“How to Begin from the Beginning”）一文，提出聯合一眾被剝削的階級，對抗剝削者的重要。齊澤克的願景，無疑是左派論者的終極幻想；問題是，犬儒本身就是一股去階級的維穩力量，它鼓勵各階級自掃門前雪，以自身的利益和想像面對社會不義，無視自身位置與社會各階層的互動關係和潛在動能。在剝奪犬儒的糖衣包裝之前，不同階層的聯合，可謂難若登天。中產內向犬儒的其中一個面向，在於它總以為自己是「基層民粹」（福利主義、新移民、醫療保障）的受害者，[2]而拒絕正視既得利益集團、地產財閥、功能組別的剝削。在連結一個新的能動階級前，我們有必要處理中產內部的惰性和錯置的自我保護意識。

隱晦的中產

長久以來，香港中產與民主運動若即若離，幾乎未曾有過切實而持續的火花。七八十年代是「條條大路通中產」的年代[3]，不少第二三代港人乘香港的相對經濟優勢，向社會上流，構成我們今天理解的中產階級／位置。後聯合聲明的年頭，香港中產亦樂於將香港的政制改革交託華人菁英手上，以極溫和的政制進程換取生活上的平穩過渡；對未來感到憂慮的，則往別國逃遁。

所謂「條條大路通中產」，其實亦標誌著中產一詞的隱晦。無論我們視「中產」為階級、身分抑或群體，都無可避免地要為中產的態度、生活方式、價值取向和政治立場下定義。可是，正因為香港中產是晚近的產物，由型態相異的「流徙／流動經驗」組成，我們難以統合一套完整的中產價值觀。所謂的中產「身分」，亦只能停留在空中樓閣的想像領域（如以消費模式定義中產），未能構成真正有能動力的階級身分。雖然中產的「態度、價值與理念（曾經）差不多就總結了香港的社會秩序與規範」（呂大樂語），但在政制停滯不前、社會急速政治化、經濟相對優勢燃燒殆盡的今天，中產消極、浮泛而模糊的價值取向只會越顯乏力。

缺乏具政治行動力的身分，曾經流動而開放的位置和環境皆不復在，第二三代中產裹足於自己一貫的生活模式／經驗之中。這亦是隱晦中產的第一個面向。再者，觀乎過往中產處理自身問題的方法，我們不難發現一個「以空間換取時間」的軌跡。面對政治動盪（如六四），不少中產選擇移民；面對經濟動盪（如金融風暴），中產北上尋覓出路。呂大樂便曾將香港中產劃分為「在地型」和「流動型」兩群，以凸顯中產內部地緣經濟取向上的差異；但我們知道，這種二分法在實際操作上往往是時勢使然，個別中產不一定有完全的決定權。這種「空間法則」（spatial fix）[4]本來無可厚非，亦似乎與中產的「流徙經驗」吻合。可惜，中產這種「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法則，更多時候造成一種拖延或逃避：移民外地，似乎就不用構想五十年後香港的光景；北上打工，似乎就能夠逃避香港經濟過份單一，競爭過激的局面。可以說，中產的「空間法則」其實將更重要的社會問題延擱（如：低度社福制度下的貧富懸殊、經濟結構過分依賴單一地區／行業、後回歸的政治議程），間接導致香港今後的困局。尤有甚者，「以空間換取時間」的界外效應，往往需要由中產以外的階層所承擔。

隱晦中產的第三個面向，某程度而言是首兩面向的結合。根據羅永生對「勾結式殖民」的演譯，殖民菁英和社會賢達主動跟殖民政府合作，是為與殖民政權合作的勾結者。[5]中產既非菁英，亦非賢達，唯處於中高級管理位置的他們，卻無可避免要跟這些「勾結者」打交道。中產的位置，類近「勾結者的勾結者」（collaborators of collaborators），中產不一定贊同菁英的取態和立場，但如非必要亦不會與這些勾結者對抗。在港英時期，「勾結者的勾結者」這一位置主要由英資機構、公務員系統和各專業行列維繫；回歸後，中資機構座大，間接改變了「中間中產」的遊戲規則。但總括而言，這種既非主動合作，亦不表達抗拒的「中間位置」，構成香港中產的消極、內向和犬儒。

經驗先行的犬儒

中產之於犬儒，萬縷千絲，卻都離不開他們自身的生活經驗。德國哲學家斯勞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曾將犬儒意識定義為「被啟蒙的虛假意識」（enlightened false consciousness）。[6]但在香港，我們可以觀察到一種經驗先行的犬儒取向 (編按：「經驗先行」的意思是建基於過去經驗，服從於所謂現實，而不具「改變」政治動力的犬儒）。[7]對既定「遊戲規則」的迷戀（成功上游為中產的經驗）、對代議政治的盲信（由麥理浩始的代議政制傳統）、對公共理性的片面理解（殖民教育的產物）、將經濟彈性與政治自由混為一談（九十年代移民經驗的延續）、對體制暴力充耳不聞（厭共情緒蓋過對價值的追求）、凡此種種，幾乎總結了第二三代中產的取向，以及由其混雜流徙經驗湊合而成的犬儒。

是故零三七一可以是場「中產運動」，即使它如何浮泛而短促，零三七一仍然見證著中產被觸動的恐共神經（以及對國家安全的冷戰想像）。一脈相承，反國教運動的「覺醒」，亦似乎由恐共情緒及中產家長守護子女的意識所衍生。相反，中產卻總難以理解碼頭工運等工人行動，或反高鐵反東北等爭取土地正義的社會運動。畢竟，即使「守護農業」、「永續發展」、「維護非原居民」等訴求再冠冕堂皇，它們都是外於中產經驗的措辭，難以像廿三條或國教等議題般，直刺中產的自保神經。

經驗先行的犬儒，揭示「香港中產」只是一個空洞的階級；它缺乏預設的意識形態或政治立場（犬儒先於左右），有的僅是階層利益（所以中產總以為社會福利是迫害他們的一把利刃）及類近的社會經驗。可以說，中產不過是一個因時制宜的社會位置。舉一例，縱使林鄭月娥（政府代表）與陳方安生（香港2020代表）在政制改革上似乎處於相反的位置，她們背後的政治信念和價值取向無甚分別。香港2020的方案羞於撼動原有選委的組成，恰恰說明了陳太所代表的，無非是港英菁英的勾結利益集團。我們不難想像，即使林鄭月娥與陳方安生互換位置，作為不同位置上的同一類棋子，對當下政局的影響將近乎零。

犬儒的「最佳日期」

有趣的是，中產經驗本身預設了一定的時效性。七八十年代的經驗鞏固了第二三代中產的價值觀，進而構成其犬儒立場。但隨殖民時間流逝，第二三代中產歷經回流潮、社會流動停滯、政治爭取三十年如一日，曾經的經濟地域彈性不再，他們所面對的焦慮和失語，標誌著中產犬儒的「最佳日期」已過。

問題是，每個年代自有質地各異的犬儒。一方面，近年香港對世代交替的想像和論述似乎預兆著中產犬儒的過時，屬於中產經驗的犬儒將會隨著第二三代中產的退位而逐漸淡出。另一邊廂，屬於這時代的犬儒意識蠢蠢欲動；可以預料，它將（或經已）披上民粹的外衣，依附在措辭冒進但缺乏抗爭意識的網絡媒體、號稱激進但最終只依賴代議政制的政治人物、以及針對新移民與族群矛盾的議題動員之上。畢竟，犬儒意識與冒進主義只是同一問題的兩種表達；前者以內向被動的意識取代行動，後者則以激進喧染的修辭蓋過切實的抗爭。

在一種犬儒燃燒殆盡之時，另一種犬儒應運而生。循此脈絡，與其說刻下以佔中為主要想像的民主運動正經歷「範式轉移」，倒不如說我們處身兩團陰霾之間，偶見微陽：在中產犬儒淡出，新世代民粹犬儒漸露端倪的當下，隱若存在一個可供介入的空間。至少在佔中運動塵埃落定之前，這個「空間」只會以潛在或例外的形式存在，有待實質行動的鞏固（我們可以視律師會對林新強的罷免為其中一次例外。當然，接任會長熊運信與林新強分別不大，但這至少是香港律師的一次反撲示範）。

筆者以為，無論是佔中抑或解毒犬儒，其關鍵都在於能否作持久之爭。而「持久」正正是香港中產的死穴，中共的心魔。從這意義上看，佔中甚至無關港人與中央的博弈，而是一場決心與犬儒的較量。一方面，佔中參與者需要摒棄自身的失敗主義（視佔中為最後的抗爭、純粹的道德包袱、盡地一煲的無可奈何），思考佔中後可能出現的各種「失敗」（失守關鍵小數、政改原地踏步、爭取不到立法會全面直選、甚或遭受暴力鎮壓），及失敗之後的行動升級。另一邊廂，佔中運動亦需要考慮採取一定的論述轉向，從爭取更多支持者改變為凝聚既有支持者，與他們一起探討「佔領前後如何將抗爭升級」、「佔中一旦失敗後該如何」等問題。所謂的「佔中之後」，毋寧是走出失敗主義，構想失敗本身的一種思想轉向。

重拾意識形態

在『殖民主義的幽靈』一文中，筆者曾經指出，若我們視九七至零三為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的年頭，那麼零三之後的香港，正經歷日趨熾熱的政治化年代。[8]驟眼看，此時間軸的劃分或許將問題過分簡化，但所謂的去政治化／政治化無非是當權者製造民意的一體兩面。政治化本身不是洪水猛獸，亦斷非靈丹妙藥，它只是社會處理內部差異的過程。此所以「社會應否政治化」（問題連帶對於社會撕裂的恐懼）實為偽命題；我們應該叩問的實在是：「社會該如何政治化」（問題連帶對政治空間的介入性想像）？

走出浮泛的民粹對立、打破去政治化的糖衣包裝，將被抑壓的意識形態討論重新納入政制改革的議程，未嘗不是讓中產重新審視其階級經驗的一個方法。[9]所謂犬儒，從來都是程度的問題，即使其本質類近「明知不可為而不為知」的消極態度，它的運作卻更接近模糊的條件反射，而並不觸及明確的意識形態。我們不難想像，犬儒的中產可以號稱崇尚自由、平等、博愛，自詡為「中間派」，但在行動的場域，他們最終的選擇跟親建制的保守人士無異。

問題是，這班為數不少的中產人士，能否打破植根其晚殖身分的條件反射，在其所處的崗位重新思考介入的方法？而零三年以來的政治論述和抗爭示範，能否達到臨界點，讓這群人走出「賞櫻式」民主爭取的業障？

犬儒意識的解殖，無疑是解殖論述中障礙最多，困難最大的一種。「公民覺醒」、「範式轉移」、「全民運動」……在強調世代交替的大換血以外，其實亦依賴整整一代人的轉向，提出中產作為方法，是希望以世代交替的框架審視中產的前世今生、以新舊中產的破立傳承（而非敵對）確立一套新的階級價值、以民間為基礎的政治化重拾失落已久的意識形態討論、以「空間法則」之外的問題意識燃點對未來的介入性想像。除了學生，香港中產仍然是最有經濟彈性去參與佔中的一群人；若中產能夠打破「自以為是的自我檢討」，直視他人之苦，反思自身既有邏輯與當下環境的落差，無疑是走向解殖犬儒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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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坊間對後佔中及潛在範式轉移的討論，可參考安徒<捨本逐末談政改集思籌謀後佔中>（http://tinyurl.com/mtbvfdh）及余在思<比佔中走得更遠的人民>（http://tinyurl.com/l45j6vk）。

[2]前中央政策組顧問顧汝德（Leo Goodstadt）在其近作《繁華底下的貧窮：香港施政失誤》便指出，香港的福利制度嚴重滯後於它的經濟發展。而將福利倡議與民粹主義掛鉤，本身就是殖民政策者刻意造成的概念混敖，事實上，香港的庫房完全能夠負擔更完善的社福制度。

[3]「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帶動下，躋身中產階級的多元途徑是戰後香港社會的特點之一。而這是造成到80年代香港的中產仍未發展出一種很清晰的文化身分，文化風格的原因之一。」（引自呂大樂、王志錚《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一書。）

[4]「空間法則」或「空間修復」（Spatial Fix）乃地緣經濟學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用語，原指在資本社會下，將一個區域的經濟問題（如資源貧乏、薪金過高）轉嫁予另一地區。以空間外判的方式短暫地換取相對穩定的經濟週期。但哈維在其論著亦指出，新自由主義下的「空間修復」，長遠而言會帶來更嚴重的經濟週期問題。筆者提出香港中產「以空間換取時間」的軌跡，是想勾畫「空間法則」所帶來的界外效應；被延擱的社會政經問題，往往需要整個社會去承擔。「空間修復」與資本主義的關係，亦可參考大衛·哈維youtube短講Crisis of Capitalism：（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OP2V_np2c0）。

[5]詳見羅永生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 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一書。

[6]詳見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一書。斯勞特戴克將犬儒意識理解為啟蒙時期以降的產物，其中包含一種錯置的批判意識，對批判的慾望蓋過批判本身對公義或真相的追求，故曰「被啟蒙的虛假意識」。由此可見，後現代理論「意義已死」或「真相已死」的簡單誤用，都屬於犬儒意識的一種。

[7]與斯勞特戴克的分析不同，筆者認為香港中產的犬儒意識主要以中產自身的（經濟及殖民）經驗為基礎，而非源自錯置的批判慾望之中。提出經驗先行的犬儒，是想捕捉香港中產以「七八十年代經濟奇蹟」為其主要想像和世代經驗，高舉（一時的）香港獨特論，並視之為金科玉律的錯置心態。

[8]詳見『殖民主義的幽靈』（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5000）。

[9]簡言之，意識形態與犬儒意識的分別在於，前者能夠為階級經驗、價值取向和行動介入作較清晰的區分；後者則將階級經驗誤認為社會整體的經驗，將模糊的價值取向高舉為既有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