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FURY》看坦克發展及盟軍軍紀 ／Martin Yim

從《FURY》看坦克發展及盟軍軍紀 ／Martin Y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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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上映的二戰電影之中，提及盟軍西線作戰就只有一套—《FURY》。電影時空為一九四五年，講述美軍的坦克連隊於法德邊境推進，驅逐德軍的故事。本文以電影為本，分析坦克起源，坦克戰術運用，以及盟軍軍紀。

此片以一輛雪曼戰車（Sherman）為主軸線來連貫整個故事。究竟坦克這種新穎武器從何而來？

這必須上溯至一次大戰。德國在開戰初期略占上風。興登堡與魯登道夫率軍於坦能堡會戰擊退俄軍，同時，德國陸軍於馬恩河會戰失利，經過修改的希里芬計劃（Schlieffen Plan）[i]徹底失敗，令往後戰局頓成拉据，交戰雙方開始走進壕溝戰的困局。德軍利用毒氣，然後集中兵力衝鋒，不過所獲甚微。英軍則運用新式武器—坦克來突破血肉相交的煉獄。這得力於英軍兩位上校斯溫頓（Colonel Ernest Swinton）與漢基（Colonel Henkel）。兩人以豪爾特曳引機（Holt tractor）為本，設計一輛具裝甲保護，輔有機槍，能夠突破戰壕及鐵絲網的戰車，並制訂備忘錄提交英軍總部[ii]。此計劃本來不受重視，報告輾轉落入時任海軍大臣丘吉爾手上，他讚譽有加，實驗亦陸續進行。可惜這份努力因加里波里計劃（Gallipoli Campaign

）失敗，嘎然而止。可是，此新思維影響英國軍人甚深。一九一六年二月二日，舉行原型戰車的發佈會。英軍立即訂下四十部，接著追加三倍，法國軍部則訂下四百部戰車，令兩軍戰車總數接近六百輛[iii]。最後為了保密，則以坦克（Tank）為其命名。

一九一六年九月，英軍在索穆河（Somme）戰場首次使用坦克。雖然當時戰車數量不足，地形不佳，以致無法突破德軍錯綜複雜的戰壕陣地。不過，這亦帶來巨大的奇襲效果，德軍深懼這大型的噴火怪物，減低他們的戰術優勢。

事隔二十多年，德國陸軍吸收一次大戰的教訓，積極裝備摩托化部隊（包含輕型坦克，摩托化運兵車）。雖然機動部隊所佔的數量不多，卻為歐戰初期的國防軍帶來優勢。無論於波蘭的閃電戰（包含空軍協同作戰，乃現代戰爭的先聲），還是奇襲阿登地區[iv]，戰車均是不可或缺。德軍將領活用具前瞻性的戰略思維，使納粹德國屢戰屢勝。

可是，一九四一年，希特拉發動巴巴羅莎計劃（Operation Barbarossa），德軍陷入對蘇作戰的泥沼。美軍同年宣佈參戰，戰局頓時逆轉。美蘇龐大的人力資源是德國無法企及，德軍亦接連敗退。一九四四年，盟軍諾曼弟登陸後，德軍敗象已呈。至於，電影中一輛虎式坦克（Tiger I）對抗三輛雪曼戰車（Sherman）戰車的時空，盟軍已經推進至德國，歐戰亦進入倒數階段。此外，這關鍵片段也可折射德美二國軍工研發的取態。現在，先比較虎式戰車與雪曼戰車兩者優劣，請按下表[v]：

	SHERMAN M4A3E8	TIGER I
引擎	FORD GAA	MAYBECH HL 210 TRM P 45
重量	30.03噸	55.56噸
車身裝甲	前：63.5MM 側: 38MM 後: 38MM	前：100MM 側：80MM 後：80MM
速度	時速48公里	時速40公里
武器貫穿能力	92毫米	150毫米

從統計可知，無論是車身裝甲或武器貫穿能力，虎式坦克遠勝雪曼戰車，電影中，FURY兩旁的戰車欲先發制人，卻反被擊毀，這是合乎現實。雪曼戰車的優勝處在於速度及負重較少，可快速轉移，以機動能力取勝。虎式戰車的弱點在車後裝甲較薄的位置，FURY利用此點，以近戰取勝。希特拉一直希望以質勝量，可是，事實剛好相反。

以一九四三年七月至八月的庫斯克（Kursk）會戰為例，蘇軍動員近三十萬人建立縱深防衛體系，廣佈雷區壕溝，嚴重阻礙德軍坦克機動作戰。兩軍於波克羅夫卡（Prochorovka）混戰，以大量 T 34型坦克為主力的蘇軍與德軍坦克炮戰，加上轟炸機的配合下，此地頓成廢墟。從戰後統計來看，蘇軍的坦克及戰防炮損失達一萬多，德軍損失只有十分之一[vi]。但是此役卻由蘇軍勝出。朱可夫以大量資源投入是次戰鬥，不惜以四換一的代價，耗盡東線德軍的裝甲精銳。虎式戰車的另一弱點在此戰表露無遺，其鏈版受炮擊後，容易斷裂，機件複雜，又難以維修，加上泥漿遍地，負重甚巨的虎式戰車變成不能移動的炮台，在蘇軍 T- 34坦克圍攻下，就無用武之地。作戰資源日漸缺少下，第三帝國又受到兩線夾攻，敗亡可謂指日可待。可笑是希特拉還沉醉在虛幻夢境中，無視盟軍資源消耗戰略，已將納粹陷入萬劫不復之地。

電影還有一場重要場面。當Wardaddy ( Brad Pitt 飾演 )與屬下進入民居，要求屋內兩名婦女為二人煮早餐。其後三人接連入屋，言語不時侮辱兩名德藉婦女，如不是 Wardaddy出言阻止，很可能有侵害婦女之舉。這場口觸及二戰著作較少提及的問題—盟軍軍紀。西線上，基於憲兵隊的設立，即使英美聯軍偶有偷雞摸狗的行為，也不致侵害當地百姓。不斷侵凌百姓卻是東線的蘇軍。自從德軍攻蘇，蘇聯重鎮接連失陷，大量居民遭屠戮。蘇軍仇狠亦漸漸積累。蘇軍進占邁丹尼克（Majdanek），解放當地德軍的毀滅營，發現七萬多具屍體。蘇軍官報真理報（Pravda）即報導此事，再加上國土淪陷的恨意，以眼還眼的心態便植根蘇軍軍士心中[vii]。蘇軍東進過程中，燒殺搶掠不在話下，最令人髮指是集體處決婦女，兒童，更大肆侵犯女性。按統計，自東普魯士，波希米亞，西利西亞起，有近百萬婦女被侵害。甚至在柏林的醫院內，有近十萬婦女受害，性病由此橫行[viii]。為免受性侵害，不少婦女選擇自殺，蘇軍的暴行還不止於此。大量德國降兵及市民被監禁或做苦工，近三十七萬的德國人因此死亡[ix]。在戰勝國光環下，蘇軍暴行則漸漸被忽視，卻不容遺忘。

總結而言，《FURY》忠實呈現二戰坦克對戰的實況。不過，片中最後一場戰役卻有超現實（一輛Sherman vs 三百多德軍）。雖然片中不斷渲染個人英雄主義，編導以底層士兵心態貫穿整個故事，卻是不錯的嘗試。就荷里活主流電影而言，劇本刻劃盟軍黑暗一面，劇組也應記一功。德軍大肆殺戮近六百萬猶太人，日軍屠殺戰俘，強暴婦女，都是不容否認的戰爭罪行。難道戰勝國軍人犯下罪行就應被掩蓋，遺忘？看歷史時必需將此類行為等量齊觀，才能認清真相。最後，英美聯軍本可及早進入柏林，基於將領連番協調失誤，屢誤戎機[x]。結果，英美軍無法全面接收德國土地，也未能阻礙鐵幕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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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希里芬為十九世紀末期德國陸軍的參謀總長。他所擬定的攻擊法國計劃為希里芬計劃。他構想西攻東守，將兵力分為左右兩翼，右為主（含兵力八分之七），左為輔（兵力八分之一）。前者的兵力會大規模迂迴，後者則抵擋法軍，並前後夾擊。後繼者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則將希里芬計劃改良卻失敗。這詳見於鈕先鍾著，《歷史與戰略：從十六則歷史實例中看見戰爭的藝術與智慧》（台北，麥田出版，2013年），頁284-290

[ii]   詳見於李德哈特著，林光餘譯，《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史》（台北，麥田出版，2014年），頁446-449

[iii]  詳見於李德哈特著，林光餘譯，《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史》（台北，麥田出版，2014年），頁450-451

[iv]  這出色的參謀作業出自曼斯坦（Erich von Manstein）與古德林（Heinz Guderian）的手筆。他們將一九一四年的希里芬計劃逆轉，將重要的裝甲軍團放在阿登地區，突破馬奇諾防線，將英法聯軍推至 ( Dunkrik )的細小空間。要不是希特拉命令古德林的裝甲矛頭停止前進，坎尼會戰（The battle of Cannae）恐怕歷史重演，詳見於李德哈特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上冊》（台北，麥田出版，2008年），頁92-93，146-153

[v]   數據節錄於此網站，http://tank-compare.com/en/compare/m4a3e8-sherman/tiger-i#T1=10I12I12I10I105&T2=164I136I110I201I138

[vi]  Evans, Richard J. ,THE THIRD REICH AT WAR（New York: The peguin Books, 2008）,pp.486-490.

[vii] Evans, Richard J. ,THE THIRD REICH AT WAR（New York: The peguin Books, 2008）,pp.707-708.

[viii]       Evans, Richard J. ,THE THIRD REICH AT WAR（New York: The peguin Books, 2008）,pp.710-711.

[ix]  不少德人死於行軍或集體處決，至於蘇軍集中營內的戰俘生存率僅有百份之十二，詳見於 Shyder, Timothy, 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lter and Stalin ( New York: The Basic Book, 2010 ), pp.318.

[x]   蒙哥馬利過份謹慎的行動，失去一九四四年八月- 九月間突破德軍防線的機會。當時巴頓的裝甲矛頭已達摩塞爾河，距離薩爾工業區只有三十里。其裝甲兵團因無油而停止，汽油用量卻全數北調至比利時一線。此見於李德哈特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下冊》（台北，麥田出版，2008年），頁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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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山本五十六》看日本帝國的盛衰／ Martin Yim

從《山本五十六》看日本帝國的盛衰／ Martin Yim

近來，有關二戰電影先後上映。其中，由役所廣司主演的《山本五十六》所包含的元素甚為廣泛。本文嘗試以戰時政府取態，三國同盟，對美作戰來分析日本帝國急速澎漲至衰敗的成因。

此戲初段，記者質問山本為何不支持三國同盟，提醒他小心被謀殺，還表明建立大東亞共同體的構想。究竟日本政府的取態為何有此轉變？這必須上溯四十多年前日清戰爭。此戰日本盡得好處，既有大額賠款可用於擴軍，發展重工業，又拓展殖民地，與列強換約，使這個新興國得入列強之林。十年後，日俄戰爭爆發，陸戰上兩軍成和局，在海戰上，俄國的遠東艦隊在對馬海峽幾近滅絕。雖然，此戰日本所獲甚少，卻鼓舞當時的民族思潮，也暫援隱而未發的經濟危機。

這兩場戰爭令日人深信明治維新的成果，使其重拾自信，又認為此模式可以複製在中國，朝鮮上，以指導者身份建立「大東亞共同體」[i]。何以成之？戰爭。一九三一年，關東軍攻佔中國東三省，建立滿洲國。至此，軍部對擴大在華戰事的野心一直澎漲。加上，當時的助燃劑又不只一種。時值重開華盛頓海軍會議，執政黨（民政黨）代表爭取擴大海軍比例失敗，使軍部及民間指責[ii]，引發海軍對政府的不信任。電影中也有提及此事，山本則對此持相反意見，不贊成「艦隊派」的主張。

還有，民族主義理論的勃興，亦為擴大戰事提供條件。當中的表表者則為北一輝。他在著作中提及必須驅除英俄的在華利益，為了爭取更多生存空間，需整合海陸軍發動全面戰爭[iii]。此種透過大東亞戰爭達致目標的思想，影響政府及軍部決策者甚深。由此，年青軍官透過暗殺政經大員來表達訴求。一九三二年，首相犬養毅遇弒，是為「五一五」事件。四年後，千多名軍人在東京市中心剌殺前朝鮮總督齋藤實及其他內閣成員[iv]。這種行徑導致政黨政治衰落，軍部凌駕合法政黨執政。雖然，「二二六」事件的主謀，包括北一輝被秘密處決，但也無助軍事奪權的現實，更令國家外交形同虛設，使日本步向舉國戰爭的不歸路。

電影前半部的另一重心就是日本應否加入三國同盟？山本反對此同盟協定，認為這條約定會引起美國的強烈反感。此條約也引證日本對蘇俄的忌憚。立約四年前，即一九三六年，日德兩國先是簽反共協定，意大利隨即加入。希特拉為了進攻波蘭，在一九三九年八月與蘇俄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當時，平沼內閣及民眾均十分激憤，認為被納粹德國出賣。其實，德蘇同盟剛成立，關東軍則從諾門汗地區敗退，損失甚巨，令政府中的恐俄思想又再次蔓延。

阿部信行，米內光政先後組閣，為了解決日中戰爭的困局，後者借英美調停的行動卻無從實現，被迫辭職。近衛文磨再度組閣，在軍部的要求下，終在一九四零年六月訂立三國同盟。可是，壓力球已面臨破裂邊緣。一九三九年，羅斯福總統暫停日美商務協定。日本基於三國同盟，獲得法國維希政府首肯，進駐法屬印度支那。美國嚴辭抗議，號召全球對日本禁運石油。一九四一年七月，美國要求日軍徹出越南及中國地區不果，正式實施石油禁運，戰爭爆發的藥引以成，只欠點火者而已。

基於戰事內閣的命令，山本由此訂下攻擊珍珠港的計劃，期望一舉消滅太平洋艦隊主力，以戰逼和，避免打長期消耗戰。實際上，此戰略的成功率幾近於零。無論是美國或日本得利，兩者也不會求和，直至一方軍事備戰能力消耗殆盡為止，才會走入談判桌。即如一次大戰時，協約國對同盟國（特別是普魯士）的戰略也是如此。在一戰後期，基於革命爆發及陸軍預備隊日益減少，戰時內閣才與協約國商談和議。放諸一九四一年的時空，企圖以一場戰役得重利者，未免是忽略實際情況。

山本是次的作戰計劃的首要目標為美軍航母，其次是戰鬥艦，然後是儲油庫及武器庫存。十二月七日，首兩波攻擊將沒有防雷網保護的戰鬥艦摧毀，數千美軍陣亡。此次行動嚴格來說是失敗的。日軍第一，二航空隊根本沒有擊沉一艘美軍航母[v]。此外，取消第三波攻擊也降低進攻的成效。珍珠港乃太平洋美軍唯一可集結大艦隊的軍港，炸毀儲油庫，實可暫援太平洋艦隊重整，延長美軍的作戰準備時間。此外，美國垢病此次行動是毫無預警的偷襲。因為日方的宣戰電文過長，在美的日使館人員無法準時將譯文送至美政府。結果在行動開始，宣戰譯文才送達。這使日本永遠背負偷襲的惡名。在戲中，山本為此耿耿於懷，其作戰參謀更認為這是不可原諒的錯誤，失去作戰的名聲。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四二年六月，是日本的擴張狂潮。日軍接連攻下緬甸、蘇門答臘、新加坡、香港等地，「大東亞共榮圈」似乎成功在望。至於，山本為補償未能擊沉美航母的遺撼，便訂立中途島作戰計劃。山本以大和號為旗艦，親自率領兩艘航母（翔鶴，瑞鶴）及小量船隊至阿留申群島，以期引出太平隊艦隊的主力。由南雲忠一率領的主力航母包括赤誠、加賀、飛龍、蒼龍四艘，及三百多架戰機，消滅美軍航母。電影說南雲將大部份戰機換上爆彈，而不是魚雷，結果錯過機會，反被擊沉四艘航母。南雲的決策盲點在過份攻勢主導，沒有分批使用戰機。當時，中途島的守備乏善足陳，根本用不上全部戰機，保留部份為魚雷機，部份負責防空，這可保存較多航母，又不致等精英航空隊全滅。此外，山口多聞與己艦同沉汪洋，無論在電影或現實中，均是感情蓋過理智，即使三艦沉海，亦應相機徹退，保留實力。反觀同遭擊沉的美航母約克鎮號（Yorktown）在珊瑚海戰役被重創後，亦能隨整隨補，參與中途島戰役，可見這是不為也，非不能也。中途島戰役後，兩軍形勢逆轉，山本以戰求和的主張也淪為泡影。

總結而言，《山本五十六》這電影忠實反映二戰日本的歷史，不失為佳作也。山本即使萬般不願，亦要執行不可能的任務，這除了是軍人天職外，實應歸咎戰時內閣的短視。他們永遠將大陸政策放在首位，而放棄外交政策。不過，軍部當中也有頭腦清晰者，如石原莞爾。他提出不擴大策略，只要保護東三省（即滿洲國）的權益便可。當時，國民政府簽訂《塘沽協定》後，便一心清共。加上，國軍的軍事實力也無法與關東軍相比，無力北顧。假如，日本政府採納其策，安撫英美，蘇俄，消化這塊資源寶地，可不是空談，世界局勢則為之丕變[vi]。

當然，歷史沒有如果，種種假想可為解讀歷史，另辟蹊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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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此見於鶴見俊輔著，邱振瑞譯，《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 1931 - 1945》（台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11年），頁70

[ii] 此見於 Andrew Gordon 著，李朝津譯，《二十世紀日本—從德川時代到現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225

[iii] 此見於竹村民郎著，林邦 由譯，《大正文化：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台北：玉山社，2010年），頁275-278

[iv] 此見於 Andrew Gordon 著，李朝津譯，《二十世紀日本—從德川時代到現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228, 237 - 238

[v] 至於當時美軍航母所在則按下表，三艘在大西洋，一艘在加州，另外兩艘分別在中途島和威克島執勤。這可見於李德哈特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台北：麥田出版，2008年），頁383

[vi] 這類平行時空的電影，可參考張東健，仲村亨主演的《2009 迷失記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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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典禮的抗爭：不尊重場合？／楊梓燁

圖片原LINK：http://goo.gl/rYnaDj

浸會大學舉行畢業典禮，有畢業生舉起黃傘，遭校長陳新滋拒絕頒授。浸大校長認為畢業典禮是莊嚴儀式，同學應該「對自己自重」。近年，愈來愈多大學畢業典禮成為學生表達對社會不公之憤的抗爭場地。對此，社會最常見的批評是認為學生應該尊重場合。這個批評到底有無道理？

在價值討論之中，哲學家對價值的其中一個區分就是「外在價值／內在價值」。一個事物有內在價值就是那事物本身就有價值，例如自由、純粹的快樂感覺。一事物有外在價值，是指那個事物本身沒有價值，它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可以實現其他價值，譬如金錢與藥物就只有外在價值。

「尊重他人（的自主）」可以算是實現自由價值的一種方式，所以屬內在價值。但我主張，「尊重場合」則屬外在價值，它是藉由滿足那個場合的明文或約定俗成的 規則，或者滿足人們對那個場合的某種心目中的理想圖像，使得人們在那個場合裡能夠在和諧氣氛下產生一些價值，譬如在良善的討論氛圍下雙互溝通。不過這個主張同時意味著，如果「尊重場合」沒法實現其他價值，那麼我們就沒有必要遵守它，因為它本身並不會帶來任何價值。

把這個想法套進畢業典禮之中，我們就必須要問，到底大學畢業典禮這個場合存在的目的是什麼，它會帶來什麼價值，使得我們要舉行大學畢業典禮。它是為了讓家長看到自己的子女畢業、讓學生得到他值得得到的學位榮譽？

一些家長認為畢業典禮是給他們機會去看自己子女「成龍」的重要時刻，所以抗爭的學生即使要表達自己的社會立場，也不應該破壞他們望子終成龍的權利，可以找其他場合或方式去表達。問題就在這裡，畢業典禮本身就沒有「家長必然出席」的規範設計，雖然被邀請的出席者通常是家長，但這是源於一般子女對父母的感激， 才選擇邀請自己的父母出席。因此，畢業典禮的主角仍然是學生，只不過一般學生通常都用自己的選擇權選擇邀請自己的父母。我相信開明的家長也明白這點，他們 也是因為看著自己子女終於得到學位榮譽而感到高興感動。

畢業典禮的主角是學生。因此如果對畢業典禮抗議這件事感到不滿的話，理應是學生才對。但古怪的是，通常批評學生在畢業典禮抗議的人都不是學生，除了家長 外，就是社會的上階流層。為什麼他們會比學生更急不及待地反映不滿呢？因為他們都是處於社會的權力之位，無法忍受事情不如自己所規範的範圍之中，他們害怕 新一代對既定的規範作出反抗。學生在畢業典禮中越離常軌，意味著難保有一天在社會上也會翻起另一波抗爭浪潮：「這批畢業生準備投入社會，成為我的下屬，怎可以不在他們反叛之前打滅這批火種？」

一個社會投放大量資源培養一班大學生出來，自然會對大學生有特別的期望。一個大學學位的完成，意味著大學教育的價值得以實現，社會也會合理期望畢業生能夠 把大學教育的成果體現出來。那麼，當學生不畏懼高呼公義的訴求，我們不是應該為這班新一代自豪嗎？畢竟，打破常規追求自己心目中的公義，並不是人人敢作敢 為的事。而且抗議的學生也在其他時間讓典禮如常繼續，他們只是舉高雨傘，難道真的有破壞到誰的自由嗎？

然而，批評者往往不是去思考學生在畢業典禮抗議，是否彰顯著新一代學生為了社會不義之事而勇敢挑戰權威的價值。在社會權力結構底下，他們對大學生的關心或 期望只有扭曲變形的想像：畢業生應該乖乖在典禮之中完成既定的規範程序獲得學位榮譽。因此，他們口中所謂的「尊重場合」，其實就是「尊重我對你們的規範， 不管合不合理」；所謂的「畢業典禮是莊嚴儀式」，其實就是學生不要落他們「莊嚴」的面子。如同某位議員所言，只要有基本常識的人都知道，雨傘是很厲害的武 器；因為它們的確破壞了很多權貴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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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情緒·虛構悖論》／ Ethelred Little

《電影情緒·虛構悖論》／ Ethelred Little

我們的情緒 (emotion) 會隨著電影的情節而改變，這是觀眾認為理所當然的事。可是，即使是同一齣電影，對人們所引起的情緒亦不盡相同。有些人完全不害怕看恐怖片；相反，曾經有朋友跟我說，他只怕看關於靈體的恐怖片，而背後的原因是他相信世界上有鬼魂。這說明了我們所持的信念 (belief) 影響著我們的情緒。然而，在另一方面，電影的情節都是虛構的 (fictional)，我們不會相信電影是真實，那為什麼電影還能喚起觀眾的情緒？這就是哲學家所說的「虛構悖論」(paradox of fiction)。

情緒的特質

情緒是一種心靈狀態 (mental state)，而大部分哲學家和心理學家都認同，這種心靈狀況是指向某對象的，也就是說當你有驚慌的情緒時，需要指向某個使你驚慌的對象。同時，情緒通常也伴隨著某些生理上 (physiological) 和自主神經系統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的反應，例如當你傷心的時候會哭泣。但生理上和自主神經系統的反應不必然引起相關情緒  ── 我們在看驚慄片時，可以被突然出現的畫面所嚇而有所反應，但卻沒有驚慌的情緒。這說法可被Schachter and Singer Experiment 所支持：實驗人員為受測試者注射藥物，引發他們生理上的反應如加速心跳，但結果是沒有引起任何與心跳加速相關的情緒 ^[1] 。

以上的實驗說明了，情緒的喚起可能要依賴於某些認知 (cognition)，例如信念。可是，如果情緒必須由信念所喚起，似乎需要面對一個難題：我們普遍不會認為電影的內容是真實的，但為什麼電影還能喚起觀眾的情緒？試想像在看《星球大戰》系列的電影時，當中的世界觀與現實世界完全不一樣，但我們是如何投入其中的？

Star Wars: Behind The Scenes

虛構悖論

以上的難題即是所謂的「虛構悖論」，這悖論指出： 一方面情緒需要由信念引起；而另一方面，觀眾看電影時不一定相信情節是真實的，但電影卻能喚起他們的情緒，這似乎是互相矛盾的結果。當然，這不排除某些觀眾的情緒由信念導致 ── 小孩看恐怖片後的情緒通常較大，時間也較長，這是由於小孩相信電影情節是真實。面對「虛構悖論」，哲學家提出了不同的方案。

一種說法是：我們在面對電影的虛構情節時，我們能夠投入角色的信念中，也就是說我們會以角色的觀點思考，同時也能夠獲得與角色相關的情緒。例如：當角色遇到危險時，我們也會出現緊張和驚慌的情緒。另一種說法是：當我們觀賞電影時，會製造一種虛構的信念 ，亦即所謂的 make-believe，投入其中 ^[2]。一種我認為比較有趣的方案是，把情緒與信念分開。試想像：把一些畏高的人吊到半空，即使他們完全相信是安全的，部分人還是會不能自控地有恐懼的情緒。另一個例子是：在紐約的 Jell-O Gallery，你可以買一個啫哩造的人腦，腦上還加上了草莓汁。雖然我不相信它是真的人腦，但當我想起要吃這碟啫哩時，也自然地出現不安的情緒，這些例子都說明了情緒不一定需要信念支持。(對電影不安情緒的討論，詳見：《恐怖電影·驚慄悖論》)

哲學家 Carl Plantinga嘗試說明，情緒是由認知的無意識 (cognitive unconscious) 所引起，而作為解決「虛構悖論」的一個方案 ^[3] 。他提出在O’Brien and Jureidini Experiment 中，在受測試者的兩邊耳分別播著不同的資訊，當要求他們專心留意某一邊的聲音時，受測試者不能有意識地記起另一邊的資訊。可是，雖然不能有意識地記起另一邊的資訊，他們的行為卻顯示了受到那些資訊影響 ^[4] 。這說明了認知不一定是有意識的，因此，情緒這種心靈狀態也不一定需要意識支持。

註釋

1. 參見： Schachter, S., & Singer, J. (1962). Cognitive, Social, and Physi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Emotional State. Psychological Review, 69, pp. 379–399.

另可參考 wiki：http://en.wikipedia.org/wiki/Two-factor_theory_of_emotion

2. 參見： Walton, K.  (1990). Mimesis as Make-Believe: On the Foundations of the Representational Ar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 參見： Plantinga, C. (2009), Moving Viewers: American Film and the Spectator’s Experi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4. 參見：  O’Brien, G., Jureidini, J. (2002). The Last Rites of the Dynamic Unconscious. Philosophy, Psychiatry & Psychology, 9(2), pp. 166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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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永遠的零》看二戰日本／Martin Yim

從《永遠的零》看二戰日本／Martin Yim

縱觀《永遠的零》整個故事，佐伯建太郎與其姊所搜集其外公 — 宮部久藏的生平資料為源起，從而引起有關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始末與討論。不過，《永遠的零》並沒有清楚交代日美兩國如何爆發全面戰爭的原因，這亦是本文想交代的。此外，太平洋重要戰爭的影響，以及零式戰機與美軍戰機比較，神風特攻隊也在本文的討論之列。

《永遠的零》電影照片

其實，兩國為何會爆發戰爭？珍珠港一役無疑是點燃炸藥的導火線，但炸藥又重何而來？直至一九四一年，日軍南侵軍已經佔領中國華北，華中大片土地，但是國軍仍不斷抵抗，未有投降跡象。日軍已深陷泥沼，無法抽身，為了迫使國民政府解取武裝，日軍的政策是選擇繼續南進，繞道越南，進攻緬甸，從後中斷國軍後緩。當時，美國取態是左右逢源的，一方面持續售賣石油予日本，另一方面，則提供武器予國軍。可是，當日軍取道越南，美國的態度卻逆轉，要求日軍從越南，中國戰場徹退。羅斯福總統則下了重要決定，全面禁止出口石油至日本 [i]，使其作戰資源受嚴重威脅。日本作戰當局屢次與美國交涉不果，便決定攻擊美國艦隊，並全面進攻英，美，荷的殖民地，奪取資源。

自從進攻珍珠港後，直至中途島戰役前夕，可算是日軍擴張的重要時期。馬來亞，菲律賓，新加坡接連失陷。日本參謀本部為了爭取有利的談判條件，決定先重擊美國太平洋艦隊。山本五十六以先導艦隊進攻阿留申群島，以期引出美軍艦隊，接著由南雲的主力艦隊主攻，消滅美軍航母。基於換彈，情報掌握失誤，日軍航母反為美軍先發現，結果，赤誠、加賀、蒼龍，飛龍四艘重航母被擊沉。故事主角宮部久藏隸屬的第一航空隊幾近全沒，自己為巡邏艦所救，返回日本後，需要為此次行動保密，側面反映戰時日本消息封鎖的狀態。是次海戰具有指標性，日軍主力機動部隊被消滅，戰略主動轉為被動，日軍往後只能點對點作戰，補給難繼，不能靈活移動部隊。反之美軍，利用航艦運輸戰機，佈兵靈敏有致。

漸漸缺乏糧食，彈藥支援的日軍，開始與美軍逐島拉鋸，首始戰場為瓜達康納爾島。開戰首日，美軍迅速登陸，並佔領當地機場。不久，日軍艦隊反將美軍支援船隊擊退，將瓜島包圍，逐漸投入兵力奪島。不過，日軍參謀人員的自信慢慢變成自大，嚴重低估美軍人數，將拿破崙的名言：「精神與肉體的比例為三比一」奉為教條，令將官與士兵潛而默化，面對鞏固的美軍火網時，還組織毫無意義的沖鋒，當時的一木支隊的下場便是明證。日軍除了消耗陸軍實力外，航空隊的耐戰能力亦折損不少。故事的地點亦由航母轉至拉包爾。作者以虛帶實，以宮部久藏與真實人物的互動，交代當時的從軍經歷。他與當時的皇牌飛行員板井三郎，西澤廣義互有往來，一同與美軍周旋。他們駕著零戰由拉包爾出發，直航三小時至瓜島與美軍纏鬥，基於燃油所限，作戰時間只有半小時，又需要相同時間才可回基地。承受嚴重精神壓力的日軍飛行員，能活三個月以上，算是幸運兒。有鑑於美軍傷亡甚巨，麥克阿瑟與海軍上將海爾賽兵分二路，前者的鉗頭進攻菲律賓島嶼，後者則爭奪馬紹爾群島等戰略重地，並同時採用著名的「蛙跳」( Frog Jumping ) 戰術，中斷日軍補給，使大量日軍餓死。至此，不斷擴張的日本帝國亦由盛轉衰。

除了宮部久藏的經歷外，零式戰機也是故事主角。公元一九四零年，即皇曆二六零零年 [ii]，崛越二郎與曾根嘉年的心血結晶則命名為零式。太平洋戰爭初期，零戰的確擊敗當時美軍主力戰機 F4F，在空中纏鬥時屢次佔優。此戰機的續航距離甚遠，達五百多海里，當空戰爆發時，零戰翻騰時的半徑比英美戰機為小，可加快轉移敵機之後，迅間得利。不過，這也空戰飛行員的體能考驗，戰機屢次打轉，飛行員的腦部會加速充血，很容易使其失去知覺。所以小說中也加插了一段宮部久藏鍛煉體能的片段，他提舉甚重的機槍，以適應空戰時的特別情況，增加空戰時的生存機會。不過，美軍P-51戰機登場後，零戰的優勢大減。前者的駕駛座後的鋼版甚厚，機身裝甲亦然。此可抵禦零戰上的機槍的連續射擊。相反，零戰的裝甲薄弱，機翼中的儲油缸沒有防彈裝甲，空戰時，機身中彈便較易爆炸。加上，日機的無線電配置幾近無用，出擊時，飛行員無法與僚機或艦轟溝通。相比美機的無線電，實不可同日而語也。這也證明兩軍交戰，除了將士用命，資源配置，軍工科技研發，是不可或缺的，在這一方面，戰時日本是無法與美國相比，終戰只是時間問題。

最後，有關神風特攻的記載，也是《永遠的零》的重點。神風特攻的作戰概念始於大西瀧治郎中將，這種作戰計劃期望以低成本（一人一機），換取高回報（美軍航母或戰鬥艦）。這計劃在雷伊泰灣嘗到甜頭後，大本營便著魔似的，不斷特攻，以期挽回劣勢。這可反映日本人力短缺的問題。以當時的學生為例，日本政府安排他們進入國防工業，從事技術設計及安裝的工作 [iii]。後來，修習文史哲，法律等學科的學生也被征召入伍 [iv]。故事後期，他們進入航空隊訓練營後，便是預備軍官，一心與美軍決戰為目標，時任航空隊教官的宮部久藏為此感到苦惱。因為他知道這群年青軍官是擔任人肉炸彈，每次均是十死零生的任務，對戰局根本毫無幫助。面對著美軍防空炮，加上戰機攔截，零戰與年青人只能淪為肉靶而已。至於作戰當局更是責無旁貸，錯過了及早投降的時機 [v]，最後使日本淪為核子武器的試驗國。

此部小說改編成電影，在日本有近七十億日元的票房，安倍晉三觀影後十分感動，甚至希望神風特攻隊隊員的書信，成為聯合國文化遺產。有關「修正史學」的爭議，日本與被侵略國特別中國，韓國的隔駭只會日益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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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是日為七月二十六日。歷史學家李德哈特指出日本的石油資源有百份之八十八需由外國進口，持續戰爭下，其存量只可維持一年半。李德哈特著，鈕先鍾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台北：麥田城邦，2008年），頁370

[ii] 為了強調萬世一系的天皇譜系，由明治政府直至戰時政府沿用皇曆紀年，神武天皇登基為公元前六六零年，直至公元一九四零年，則為二六零零年。見於鄭樑生著，《日本史—現代化東方文明國家》（台北：三民書局，2008年），頁223

[iii]    戰時政府通過總動員法，內務省與厚生省安排畢業生進入國防工業，四一年後，戰爭局勢惡化，工廠工人亦需上前線，故此，十六至四十歲的成年男子，十六至二十五歲的未婚女子必需投身軍工工業。見於Andrew Gordon 著，李朝津譯，《二十世紀日本—從德川時代到現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257

[iv] 這是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上述學科的學生的緩召條例被取消。見於鄭樑生著，《日本史—現代化東方文明國家》（台北：三民書局，2008年），頁188

[v]  小磯國昭內閣上台後，曾經出現「近衛上奏文」事件。事件的參與人主張向美國無條件投降，後來主議及參事者均需下獄，小磯則主張向蘇聯謀和，蘇聯態度更是不置可否，錯失了及早投降的機會。見於Andrew Gordon 著，李朝津譯，《二十世紀日本—從德川時代到現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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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設倫理學 (Meta-ethics)／T

後設倫理學 (Meta-ethics)／T

大部份未曾接觸過道德哲學(moral philosophy)或倫理學(ethics)的人，往往都認為倫理學只是紙上談兵、或在理論層面上空談道德的學科，而沒有切實地在現實社會裡實踐出來。實際上，在我們日常生活裡所遇到的各種道德難題，例如「港鐵應否緩延地鐵到站時間直至救到狗狗為止？」、「冰桶挑戰應該受到什麼的道德批判？」等等，我們背後往往預設了不同的道德信念 (moral beliefs)或道德立場，這些道德信念往往根據某套道德理論作為其行動的依據。而研究在道德議題上，不同人的道德信念背後所依據的道德理論，以及分析和評論其道德理論是否足以成立，這正正是規範倫理學(normative ethics)及應用倫理學(applied ethics)處理的範疇。因此，倫理學並非天馬行空的道德構想，而是在現實基礎下，透過理性分析及道德推論的方式，去為我們的行為尋找出恰當的道德規範。

同屬於倫理學範疇，但較少被人討論和認識的，還有「後設倫理學」或「元倫理學」。有別於規範、應用兩種倫理學，後設倫理學並不為了尋找最合理的道德原則以規範人類的行為，它並非處理所謂一階(first-order)的道德問題，如「什麼行為是對的或錯的？」、「我們應該做出什麼行為？」；它是用以處理二階(second-order)的道德問題：『是否存在「對」或「錯」的性質？』、『「對」或「錯」的意思是什麼？』等等。

後設倫理學可以作為研究其他兩種倫理學的基本預設，因為在回應第一層次的道德問題以前，我們必須先了解問題裡的道德性質（如：善、惡、道德）是否存在，而這些字詞又有什麼意思。例如，A和B正在討論有關於墮胎的問題，A和B都認為墮胎是道德上錯誤的，但A的理由是因為墮胎的行為在大部份國家或民族皆不允許的，而如果一個國家或民族不允許某個行為，則這種行為就是道德上錯誤，反之亦然；但B認為即使有某個國家或民族同意墮胎的行為，但不代表這種行為在這個地方就是道德上可被允許，B認為道德上的對錯可應用於任何時間、任何地方。雖然A和B在關於第一層次的道德問題取得了共識，但卻在第二層次的問題上有所分歧，也就是對於道德上的對錯標準有所不同：A認為對錯的標準相對於不同的文化而定；B認為對錯的標準並不取決於文化的基礎。

就後設倫理學的研究問題，以及其衍生出來的各種學派，我們大概可以描繪出以下簡略的研究框架：

一、「道德判斷有沒有真假值(truth-apt)？」
 道德判斷是指我們對於日常生活中不同的行為作出的道德評價，例如：「殺人是萬惡不赦的」、「勤力是一種美德」等。道德非認知主義者(Non-cognitivism)認為，道德判斷只是在表達當時人的某種情緒或一種命令，例如「你竟然殺了人！」、「不准說謊！」等，就像我們平時說話裡的「呸！」、「操！」一樣，因此道德判斷也就沒有真假值可言；另一方面，道德認知主義者(Cognitivism)認為，道德判斷不只表達了當時人的某種情感或命令，而更是表達某種信念，他/她相信某個行為有對錯可言，因此我們透過分析當時人所表達出來的說話作出分析，而了解說話的真假值。

 二、「是否存在真的道德判斷？」 
假若我們認同了認知主義者對道德的見解，下一步我們就會問出以上的問題。雖然我們說道德判斷有真假可言，但這個說法卻不代表就有真的道德判斷，有可能所有道德判斷都是假的。道德錯誤理論(The Error Theory)就抱有這種想法，認為世界上沒有所謂的道德性質（如善惡、對錯），因此所有道德命題都是虛假的，我們可以同時說「殺人是對的」與「殺人是不對的」而沒有產生矛盾。舉例說，如果世界上沒有「顏色」的性質，那麼任何透過使用顏色的描述所作出的語句都是假的，例如「蘋果是不是紅色？」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說「蘋果是紅色」或「蘋果不是紅色」而沒有產生矛盾，因為沒有一個判斷會是真的。相反地，支持道德事實主義(Moral Factualism)認為世界上有道德性質的存在，因此就有真的、也有假的道德判斷，也由此出現了二元對立的道德判斷，例如如果「殺人是錯誤」的道德判斷是真的，那麼「殺人是正確的」就是假的。

三甲、「道德判斷的真假值是否取決於不同人的觀點？」
在肯定了道德事實主義的前提下，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道德事實從何而來。道德建構主義(Moral Constructivism)認為所有的道德事實都不能夠獨立於人的觀點及態度而存在；反之，道德實在論(Moral Realism)認為道德事實是獨立於人的觀點而存在的，不會因為人的態度、觀點改變而有所不同。

 三乙、「道德命題是否可被經驗所研究得到的？」 
在道德事實主義的前提下又出現另一分支。當我們說道德事實及道德性質不可被經驗所研究時，是指我們可以靠著本能先天的直覺就可決定什麼道德判斷是真或是假的，這是道德非自然主義(Moral Non-naturalism)(Moral Naturalism)的主張。相反地，認為道德的基本命題可以靠我們對於日常事物的經驗所研究得到的，就是道德自然主義(Moral Naturalism)的主張。

 Andrew Fisher “Metaethics: An introduction”這本書可以算是對後設倫理學有興趣的讀者最方便、最容易的入門書，裡面用的英文詞彙不深，而且內容淺白易明，容易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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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談為什麼要寬容？-個人利益，相對主義與羅爾斯的看法／蔡子俊

引言
寬容(toleration，或稱包容，容忍)是現代自由社會一個很重要的價值和信念。[1] 然而，在日常對話中，我們卻很少就寬容的基礎(為什麼要寬容)作出深入的討論。筆者希望透過本文，試圖帶出寬容的問題意識。然後，本文會簡略地考察三種回應，分別是個人利益，相對主義和羅爾斯的論證。

寬容的問題意識
寬容的重要性和價值並不是自明的，任何支持包容的人，都必須提出強而有力的理由說服自己和他人。我們並不是天生便熱愛寬容與己不同的合理人生觀。歷史上就充滿著宗教戰爭和對異端的逼害。這似乎在說明，對於一些我們真正重視的東西，我們是很難包容異見的。人生計劃就是一個人長遠(甚至終極)的目標，一己的人生計劃能否實踐，某程度上決定了你的人生是否過得好，因此，我們很難不重視自己的人生計劃。

想像你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信徒，而你深信依從上主的教導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和救贖。你在期許自己努力遵從教義的同時，也很有可能希望身邊的人，甚至整個社會和世界的人，都遵從天主的教導。又想像，假如你反對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你自己力行節約的同時，也必然對社會上充斥著消費主義的現象感到不滿。當自由主義者和其他支持寬容的人要求你包容其他人的人生計劃的時候，其實就是在要求你壓制自己的不滿和失望，甚至要求你不應該感到不滿和失望。這是極為艱難的一個德性，我們很有理由去問： 為什麼我們應該這樣做？要對方必須給出重大的理由，才能使我們產生足夠的動機去支持包容。[2]

訴諸於個人利益
其中一個可能的答案是這樣的： 因為只有支持寬容，你的個人利益才能得到最好的保障。我們可以想像，現今社會充斥著各種不同的美好人生觀，你很可能是少數派，但你不會希望政府和其他人把他們的人生計劃強加到你的頭上，因此，我們需要要求政府及主流意見包容少數意見的存在，甚至容許人們追求這些只有少數人抱持著的美好人生觀。而即使你現在是多數派，你也可能將來變成少數派(也許你改變了你對美好人生的看法，也許你對美好人生的看法變得越來越不流行)，因此，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我們也會要求其他人和政府，不對一己合理的美好人生觀進行任何干預，容許自己追求自己合理的人生計劃。這個說法有著歷史的支持。事實上，宗教自由某程度上就是如此產生： 宗教寬容之所以萌芽，是因為當時沒有任何一個教派有著完全壓倒甚至消滅其他教派的力量(可以想像，試圖消滅其他教派，必然會遭到強大的反抗)。當時佔優的教派希望維持並慢慢壯大自己的影響力，而居於劣勢的不希望自己的教派被消滅。因此，他們慢慢達成共識，對其他的教派進行一定程度的寬容。

我並不相信這個理由構成寬容的真正基礎。原因在於，這個理由下的寬容，是「留得青山在，哪怕無柴燒」，忍一時之氣，以圖東山再起的寬容。這樣的寬容只是一種權宜之計(modus vivendi)，一種策略上的忍讓和妥協。從個人利益出發，假如我們能夠肯定不寬容才促進個人利益，那麼寬容便毫無價值，甚至成為負累。這樣的一個社會似乎未能捕捉到寬容的另一更重要的意義。寬容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它和個人利益的偶合，而是寬容本身有其內在價值。捍衛寬容的人之所以珍視寬容，不是因為這是促進個人利益的手段，反而，從有意識地自我約束，不對他人的人生計劃作干預之中，體現了一種重要的道德德性。假如我們(至少捍衛寬容的人)視寬容為一個值得讚揚的德性，那麼它的基礎絕不能僅在於個人利益；甚至，因個人利益而包容他者，可能貶低了它的道德價值。[3]

訴諸於相對主義
另一個可能的理由，我稱之為相對主義式的(或者是文化相對主義式的)包容。它的核心命題是： 有些行為應予包容，是因為不同文化所做成的行為差異。包容的基礎，在於“文化沒有高低，只有不同”這種文化相對主義的立場。因為沒有任何一種文化是優於其他文化，所以以自己的文化去批評其他文化及文化下所引伸的習俗，只是一種文化上的自大。一個常被引用的例子是，我們會認為吃掉父母遺體是不可以被接受的。然而，一些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發現，某些文化及部族認為，吃掉父母遺體才是表示孝意的舉動。同時，我們沒有理由聲稱土葬比吃掉遺體更能表達孝意(假設父母並沒有就此表示遺願)。因此，我們的批評很難時候是出自對於其他文化的無知，和對自身的文化過度自信和錯誤的優越感。

而套用到人生觀的包容，相對主義者就指出，不同的文化下有不同的美好人生觀。例如儒家要求我們成為一個關愛他人的儒者，耶教要求愛人如己，但道家卻重視自我的超越和自由。這些人生觀之所以應該被包容，是因為背後的文化是一樣的好(或者是一樣的壞)。因此，我們和政府沒有理由去特別支持某一個而壓制其他的人生觀。我們很多時候對其他人生觀的批評，是因為我們對這些人生觀背後的文化瞭解不深，以致失之公允。

無可否認，我們對於其他文化往往缺乏足夠的知識去作出正確的批評，以致評價往往失之真確，甚至犯了稻草人謬誤(對一個文化，理論或論點作出最弱的闡釋並對之作出批評，從而使人們認為它缺乏說服力)。然而，這並不代表我們不應該對文化(不論是自身的還是他者的)作出規範性的評價(normative evaluation)。我們有時候會接受文化相對主義的立場，只是因為我們發現從文化引伸出的習俗，是很難有高低之分的。比方說，用刀叉還是以筷子進食，是不同文化下的結果和習慣，在規範性的角度來說，很難說是有高低之分的。但是，假如回到上面應該如何對待父母遺體的例子，如果有一個文化認為我們根本就不應該孝順父母甚至應該鄙視他們，從而應該透過吃掉他們的遺體表達對他們的不尊重，我們的直覺還是有理由相信，這個文化和一個提倡孝順父母的文化，的確是有高低之分的。甚至訴諸於一個更極端的例子，一個鼓吹殺害無辜者的文化，與其他文化相比，不可能是一樣的好/壞的。文化並不是不能評價和分辨優劣的，因此，我們不能以「所有文化都是一樣好的」為原因，為對合理的人生觀的寬容作辯護。

另一個批評是，即使上述對相對主義的批判不成立，在現今社會下，相對主義無法成為所有講理的人的共識。假如國家和政府以相對主義，這個講理的人能夠合理地反對的價值理論為寬容的基礎，無疑是置這些能夠合理反對的人於不顧，不把他們的反對當作一回事。這也許是政治哲學的一個特點： 哪怕一套理論有其哲學上及形而上的可信度，但假如它能夠被人民合理地反對，政府就不應依這套理論作政策和制度設計的根據，否則就是強制(coerce)合地反對的人民。

羅爾斯對寬容的看法
假如寬容的基礎既不在個人利益亦不在相對主義，我們還需要包容嗎？我認為現在就下結論並不是一個明智的做法。我相信捍衛寬容的人，很多都不是出自於對相對主義的信奉，當中甚至有不少捍衛寬容的人是反對相對主義的。他們能夠提出其他有力的原因去為寬容辯護。我希望介紹羅爾斯(John Rawls)的觀點，他對寬容的堅持，並不訴諸於上述的兩個原因，但仍然能為寬容的重要性作出很好的說明。

羅爾斯的問題和我們一樣： 政府應該就各種不同的人生觀保持中立嗎？他認為寬容有其必要，而原因在於，我們珍視人的自由人這一身份。

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句說話呢？我們必須需要認知到一點： 在自由的社會下，合理人生觀的多元必然會出現。一般所謂的多元，都是扣緊多元論(pluralism)而談的。而多元論的意義，能夠從與相對主義的比較，得到更好的理解。套用到人生觀的問題上，相對主義認為，各種(合理的)人生觀之間是一樣的好或者是一樣的壞。而多元論則主張，人生價值是多元的，也就是說，儘管各種人生觀之間有著差異甚至衝突，但是它們可以同時是正確的和可欲的。

讀者可能馬上會反駁： 且慢，相對主義可能是難以接受的，但這不代表多元主義是必然的結果。畢竟，在價值問題上，不止有相對主義和多元主義這兩個立場，還有一元論(monism)和虛無主義(nihilism)等等。假如羅爾斯對於寬容的論證是建基於多元論的真確性上，他必須給出理由證明多元論是正確的。

羅爾斯充分認識到這一點，但他並不選擇給出理由支持多元論，而是要求我們從另一角度看待合理人生計劃的多元： 視社會上有著各式各樣的合理人生計劃為事實，他稱之為合理多元的事實(the fact of reasonable pluralism)[4]。 這個角度其重要性何在呢？它又和寬容有什麼關係呢？當中關鍵是，合理多元的事實是怎樣出現的。羅爾斯相信，合理多元的事實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這是在自由的制度和社會下的必然結果。這裏所謂的自由制度，並不是泛指一切保障自由的制度，只是指容許所有人建構，修正和反思自己人生計劃的制度。誠然，人與人之間的分歧，有時候是源於其中一方(甚至雙方)在思考時犯下了謬誤，或者對相關的資料和理據掌握得不太準確。然而，即使免去這些因素，人們還是會在一個自由的社會下，就「何為美好人生」提出不同的答案。換言之，合理多元的事實，是人運用其自由的必然結果。

我們還是可以追問，為什麼合理多元的事實是自由的必然結果。羅爾斯的解釋是，不管人是多麼的講理，我們還是受一些因素影響，羅爾斯稱之為「判斷的負擔」(the burdens of judgment)[5]。 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我們的成長環境。我們的成長環境，會影響我們對什麼事情是有價值的看法，我們生活的遭遇，會使得我們更偏重某些價值。例如，活在貧窮線以下的人，他們也許更重視經濟上的平等和再分配；活在種族歧視的社群中，被歧視者會認為反歧視異常重要。這些遭遇，感受和經歷，構成了我們對美好生活的看法。同時，我們的個人愛好，也是我們美好人生觀的一個重要部份。但我們的愛好，並不必然是一樣的，有人喜歡藝術，有人喜歡運動。我們似乎沒有理由斷言，一個充滿藝術的生活，對所有人而言都是最為合理和最好的。

假如羅爾斯上述的論證成立的話，我們就有一個很好的理由去支持寬容： 珍視寬容其實就是重視人能夠為自己建立，修改，反思和追求美好人生的能力，重視人有自由人的面向。[6] 出於對這個面向的重視，我們應該寬容。假如我們把某一特定的美好人生觀強加到所有人身上，就是否定人自由能力的重要性，甚至否定我們渴望過自己人生的欲望的合理性。

結語
關於寬容的基礎的討論可能是無止境的。例如密爾也對言論自由(可以被理解成對異見的寬容)作出過精彩的分析。而我相信，羅爾斯也會認同，他對寬容合理人生觀的論證，只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嘗試。假如我們被他的論證所說服，也就是說，我們認同在政經和社會制度的設計，和決定如何對待他人的合理人生觀的時候，他者作為自由人這一身份有相當的重要性。而這個身份，在羅爾斯看來，在政治哲學理論的建構上能發揮很大的作用。然而，這不是本文能夠詳述的。

註腳
[1]這篇文章所談的包容，其對象限於合理的人生計劃/人生觀(reasonable life plan/conception of the good)。至於不合理，甚至乎極端的人生計劃，例如納粹主義，男性/女性至上主義等等，則不在本文都討論範圍以內。政府和個人是否應該包容不鼓勵寬容的人生計劃，是一個特別的道德及政治哲學問題(Should tolerant people tolerate the intolerance？)，我不打算現在討論這個問題。同時，合理的判準何在，這也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並且和本文的主題頗有關係)，但礙於篇幅所限，我也無意在此探討。在此，先讓我們假設，不合理的人生計劃，是嚴重違反我們的道德直覺並且不為我們的公共文化所容許的。
[2]這點我深受周保松的影響，見他的自由與容忍，收錄於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頁67-75
[3]同上，頁68-70
[4]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58-66
[5]同上， p.54-58
[6]羅爾斯對於自由人的理解，並不限於追求，建立，反思和修正合理人生觀的能力。但因為其他的能力與寬容無關，我並不會多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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