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願為自由左翼出頭？——左翼看階級，革命與道德／區龍宇

via inmediahk

誰願為自由左翼出頭？——左翼看階級，革命與道德／區龍宇 

過去一周，周保松、李達寧、Rock Yiu、Issac、毛翊宇分別在網絡上辯論上述題目。20年前，保松兄已經在英國約克大學裡和我辯論過好多個晚上，不過那是朋友之間的討論。公開辯論，要數這次了。雖然注意者不多，這場辯論，本身還是有點標誌性的。再上一次辯論，已經是1970年代了。當時所謂社會派，雖有社會主義左翼，更多是自由主義，當中混雜著左中右。混雜，其實也是混沌。當時根本沒多少人作這個區分。即使當時有人自覺為自由左翼，但多不注重從政治哲學高度去探討，更不會自覺地與自由右派區分開來。然後，1980年代起，當殖民政府開始以選舉收編所謂中產，右派自由主義更加成為顯學，顯到簡直不用再辯論的地步。35年後的2015年，似乎重演一次辯論，不過從歷史背景到內涵都大不相同了。這次以周兄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左翼，覺得需要同其右翼切割，這是最大不同，也反映了舊民運需要來個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了。不過，他不只與自由主義右派割席。可以說，他是左右開弓，一面抨擊自由主義右派及本土右派，一面批評社會主義左翼。饒有興味的是，今天竟然又有青年人以社會主義左翼之名，出而與保松兄相辯，這在五六年前，也是難以想像的。

當公共證成遇上強權
自由主義左翼強調個人權利、主權在民、社會福利和多元文化，批評右翼不顧貧富懸殊，在這方面是與社會主義的主張交疊的。社會主義者沒有像保松兄所想像的，根本反對改良，只要革命。馬克思本人不排除，在當時的美國和英國，有可能經過議會道路達致社會主義。經典社會民主主義分開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托洛茨基提出過渡綱領，莫不把爭取改良作為重要奮鬥。對他們來說，革命與爭取改良並不對立。社會主義者，同自由主義左翼一樣，都爭取而且多年來確實爭取了很多改良。分別只是，自由主義左翼的路線，能成功嗎？

保松兄很強調「公共證成」（Public justification），讓各黨各派在公共面前，辯論一番吧，讓理性來說服我吧。保松兄沒有討論到革命，但Rock Yiu討論了，認為一般情況下「自由主義不接受以暴力推翻壓迫者」；如果情況特殊，則贊成革命與暴力者，有責任提出論證，情況如何特殊，足以證明革命和暴力為正義。

但這正是不少自由主義者的盲點，以為那些「極端」派別，例如本土右派或法西斯主義，其所以「極端」，是純粹出於認識錯誤。不。當財閥和高官堅決反對民主，反對福利，這不是認識問題，而是因為赤裸裸的物質及精神利益啊（做人上人的感覺肯定很飄飄然）。離開利益去講價值，實是無源之水。正因為保守主義的價值，植根於統治階級的固有利益，才變得如此根深蒂固地反民主。你希望大家理性辯論，他們卻秉持強權即公理（might makes right），而且毫不猶疑用水砲甚至槍砲對付你，你耐他何？以為單靠公共證成，可以說服財閥和高官，或者極右派，去接受民主與社會福利，接受較高稅率以及被民主監督，老實說，並無先例。或者只是卑微到希望其乖乖坐下來好好討論也難。相反的先例，即財閥官僚，以白色恐怖鎮壓要求民主與福利的工運，以政變對付議會和民選政府，則磬南山之竹，書罪未窮。

當價值觀找不到活生生的載體
一旦我們不是孤立看待價值，而是使之與具體社群的具體利益結合來看，就揭示了社會的階級結構。最好的主張，最理想的價值觀，都需要找到活生生的人，即特定社群，來作為自己的社會載體（social carrier），才能抗衡並克服保守勢力的反撲 – 除非你相信單憑念力，就能夠讓價值觀戰勝國家機器及金錢力量。我們要問，個人權利、主權在民、社會福利和多元文化，今天在哪裡找到它們的社會載體？財閥？當然不會。他們只會幹相反的事，因為他們是損人利己的價值觀的社會載體。中小資產階級？他們一聽到福利，一定耍手擰頭。中產階級？香港的主流泛民，就是中產階級政治，他們三十多年的全部歷史，是支持派糖，但反對福利國家。數來數去，只有在工資或個體勞動者（包括體力和腦力）以及前途未卜的青年，這種主張才多少得到支持。

也只有大力發動勞動者的運動，這種主張才能戰勝財閥與官僚的統治聯盟。但後者決不是吃齋的，他們一定發動反攻，甚至製造白色恐怖。反過來，除非束手待斃，如同1933年德國所有自由派或左翼政黨一樣，否則，有所作為的政黨，往往被迫反抗。這時，自由主義的朋友就陷入兩難：這不就是階級鬥爭了嗎？這種鬥爭，不就是撕裂社會，要麽造成白色恐怖，要麽造成革命嗎？但自由主義既不能支持白色恐怖，更 – 誠如Rock Yiu所說 – 不能支持革命，所以…所以為免陷入這種兩難，最好就先不要發動勞動者運動。或者發動了，最好臨時取消。怪不得1989年6月7日支聯會宣布取消大罷工。也怪不得大陸自由主義者，恐懼勞動者運動的興起，甚於恐懼一黨專政。然而，這也注定了，自由主義左翼找不到自己的社會載體，也就無力與大財閥及官僚抗爭了。這時也就宣布了自己的死期，因為法西斯主義是不會同你講道理，講溫良恭儉讓的。在他們眼中，自由主義同樣是敵人。

當然不一定所有自由主義者都會這樣軟弱無能。但如果有自由主義者站在反抗運動一邊，他也就放棄了自由主義的階級調和的立場了。

洛克是革命者 – 啊，你不知道？
不過，說自由主義是階級調和，或者反對革命手段，也不盡然。其實，後期的自由主義才如此。早期的不是。歷史演變中的自由主義，也不是一成不變的。18世紀的自由主義，代表的是新興資產階級，向舊貴族發動鬥爭。他們當時絕對不階級調和，而是階級鬥爭的。因此，對於暴政，不只不反對革命，而且很主張革命。與Rock Yiu所說的相反，自由主義宗師認為，人民對暴政有革命權利，且是自然權利，不需再經過什麼論證。洛克在《政府論》下篇（224-5節）就講得很清楚：「如果人民陷於悲慘的境地，覺得自己受到專斷權力的禍害，……一有機會就會擺脫緊壓在他們頭上的沉重負擔。…我的回答是，…對於統治者的失政、一些錯誤，人民都會加以容忍…。但是，如果一連串的濫用權力、瀆職行為和陰謀詭計都殊途同歸，…則他們奮身而起，力圖把統治權交給能為他們保障最初建立政府的目的的人們，那是毫不足怪的。」

美國獨立宣言又是怎樣說呢？它說：「當…政府企圖把人民置於專制統治之下時，那麼人民就有權利，也有義務推翻這個政府，並為他們未來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誠如獨立宣言所云，「過去的一切經驗也都說明，任何苦難，只要是尚能忍受，人類都寧願容忍，而無意為了本身的權益便廢除他們久已習慣了的政府」。能夠改良即盡量改良，但如果已無改良希望，則革命是最後手段，怠無疑問。和革命對立的，不是改良本身，而是改良主義，即根本放棄革命權利，要人相信漸進改良必使資本主義根本消除階級矛盾。如果消除不了，又如果人民起來反抗，不義的不是資本主義統治者，而是人民 – 這才是改良主義。

歐美的代議民主制，沒有幾個單憑公共民主商討然後制定出來，大多是經過革命。只不過，革命產生出來的新統治階級，事後都會忙忙開動宣傳機器，要人民忘記革命 – 不然，下次革命就會對準自己了。早期的自由主義，也從此轉軌，改為支持建制了，轉為主張階級調和了。從這時開始，他們也背棄了自己的宗師。

事實上，早期的自由主義往往比後期的更加勇敢和意志堅定。關於革命學說是如此，關於階級鬥爭學說也一樣。階級鬥爭學說根本不是馬克思發明的，而是比他早的法國歷史學家基佐（Guizot）所倡導的，並運用在他的《歐洲文明史》和《法國文明史》兩書中。

革命權無需辯證，但這個權利之具體運用，何時何地運用，如何運用，的確需要小心，真真需要論證。在經歷過文革之類的假革命之後，尤其需要。誰以為隨時隨地都應該運用革命權，不是革命唯意志論，就是狂妄之徒。至於像本土右派那樣的暴力，更根本與革命無關，只是義和團的盲目暴力排外而已。反過來，如果像Rock Yiu那樣否定革命權，不只拒絕繼承真正的自由主義道統，而且自我矮化為臣民，也永遠無法有效對付暴政。

國家機器是階級中立的？

表面上看，避免階級鬥爭，是有方法的，就是以政府去調節階級對立。這也是後期的社會民主主義所鼓吹，並為後來的自由主義左翼所模仿。但這首先假定了政府是階級中立的。可惜這個假定沒有事實根據。當各國都出現一兩百個大家族控制了國民經濟命脈之時，金錢萬有引力早已把最大的政府，吸納到自己的軌道上，使之繞著自己來轉了。如果說二戰之後，歐美能夠有福利國家，那根本不是政府先行介入，力挺工運的結果。恰恰相反，那是強大工運在戰時及戰後向統治階級挑戰的結果。

正是工運的衰落，導致列根和戴卓爾能夠在1980年代全面反攻，逐步消滅福利國家。再加上2008年以來的大衰退，歐美各國面對的，正是慢步回到三十年代。希臘則走得更快，實際上已經回到1930年的德國了。希臘統治階級借下的錢，卻要普羅大眾償還，實在無恥；德國自己曾經因為債務而破產，導致法西斯上台，但現在為逼希臘還債，不惜讓希臘重蹈自己的覆轍。這不只是政治短視，而且更加無恥。

馬克思主義無道德論？

這又牽涉到關於「政治與道德」的議題。關於「馬克思主義是無道德論」的指控，由來已久，不過，實無根據。其所謂根據者，就是如此論證：馬克思主義既然認為「歷史有客觀的發展規律，那麼根本沒必要糾纏於道德爭論」。的確有自稱馬克思主義者這樣認為，特別是斯大林主義/共產黨系統者。最有名的是法國共產黨的阿爾都塞（Althusser）。

凡認真讀過馬克思本人的著作，都知道他繼承了啟蒙時代以來的自由主義/人道主義道統，認真看待「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原則，也正因此，他譴責一切辱沒人道的壓迫，剝削以及濫用暴力，並最終投身於勞動解放運動和民主運動。他的《1844年經濟哲學手稿》，更加初步奠定了馬克思主義的道德觀和人道主義。

然而，阿爾都塞卻在1960年代，斷然說有兩個馬克思，而「成熟的馬克思」已經根本否定了「年輕馬克思」，所以馬克思主義不只與人道主義無關，而且根本反人道主義，因為馬克思主義既然揭示出，社會結構的演變規律，則人自然無所謂能夠有自由意志。既然如此，則自然無所謂道德選擇。問題是，阿爾都塞的解讀正確嗎？是斯大林主義/共產黨，能真正代表馬克思主義嗎？不能。他們曾經財雄勢大，但不代表其自稱的馬克思主義，是本來面目的馬克思主義。一直以來，都有被稱為「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或「開放的馬克思主義」，既批判資本主義，也批判斯大林主義的蘇中陣營。對於阿爾都塞的兩個馬克思論，一開始就被這些馬克思主義者所反駁。佛洛姆（Erich Fromm）寫了《馬克思關於人的概念》（Marx’s Concept of Man）一書，強調前後兩個馬克思的一致性。曼德爾寫了《馬克思經濟思想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指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如何為其人道主義及其對人的異化（alienation）的批判，提供了堅實的社會學及經濟學基礎，也提供了堅實的階級基礎。比較近一點的著作，是舍文（Howard Sherman）的《馬克思主義再發明》（The Reinvention of Marxism），其中一章專論人道主義與道德觀，批評了阿爾都塞那種容不下道德與人道主義的「純粹科學觀」（畢竟，這種純粹科學觀，不限於斯大林主義，也充塞於西方學術界及政界）。且不說，關於「歷史規律」的「科學」，例如什麼「五個社會階段論」，都是假冒馬克思之名而偽造的。其次，舍文質問，難道指出了人的行為（或不行為）背後、存在社會歷史因素的制約（或助力），就等於說人喪失了自由意志嗎？兩者如何相干？

為人道主義立下科學基礎
在這個質問之上，我也想補充：馬克思本人，在論述1871年巴黎公社的時候，一面指出，當時的局勢以及巴黎工人階級力量，決定了的起義幾乎必敗，但馬克思沒有說，啊巴黎工人，你們服從歷史規律，放下武器吧，任由德國軍隊佔領巴黎吧；相反，他強調，為何他們的起義還是正義的，因為即使失敗了，他們的偉大反抗精神，教訓了統治者；其所實踐的社會主義綱領，也為將來的成功留下寶貴經驗。香港去年的雨傘運動，雖無此歷史高度，道理也多少一樣：整個政治經濟力量對比，早已決定了雨傘運動不可能成功打敗831決定，但任何左翼，當時都應該全身投入，為什麼？無他，只為大大伸張普羅大眾的正義和道德，教訓統治者，鑄造自己的反抗道統而已。

有關馬克思主義道德觀的討論，到了1980年代，更出現百家爭鳴。最近一本捍衛馬克思主義道德觀的左翼著作，是Paul Blackledge的Marxism and Ethics，也是我自己打算短期內閱讀的一本書。總之，任何人討論馬克思主義的道德觀（或「無道德觀」），都要首先自問：他們所了解的馬克思主義，是本來面目那種嗎？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其實吸收了自由主義好多好東西。那種認為兩種思潮，絕無交疊之處，不是幼稚，就是斯大林主義死狗。反過來，自由主義左翼如果希望找到其價值載體，以實踐其價值，其實也需要向（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學習。

無論如何，在兩種思潮之間，可以而且應該有真正的公共證成。而今次辯論，不只無所謂誰勝誰負，反倒是公共證成的示範呢，因為保松兄以及一眾辯論參加者，都顯示出高質素的思辯態度。與義和團式的喝罵，誠屬天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