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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21日 星期二

評自由主義左翼——兼談什麼是反資本主義左翼 /毛翊宇

評自由主義左翼——兼談什麼是反資本主義左翼 毛翊宇

在獨媒網站讀到周保松的〈什麼是自由主義左翼〉一文,覺得寫作態度十分誠懇,而且文章所述及的問題,諸如資本主義發展所帶來的社會不公,筆者亦非常關心。所以想寫這篇文章,來說說自己對自由主義左翼的看法。
本文的目的,並非學術討論,而是想和所有關心政治的薪資受僱者大眾,談談這個問題:各種不同的政治立場,跟我們現實生活的切身利益有何關聯?在網路上,我們常常可以看到,許多政治立場被貼上「右翼」(Right)和「左翼」(Left)的標籤,要百分之百釐清這兩個詞的定義是不可能的,簡而言之,「右翼」往往代表菁英、保守,「左翼」的價則是平等、改革。因此周保松將他的立場名為「自由主義左翼」(Liberal Left),標榜人權和平等的道德價,以國家積極介入市場為手段,盼以此解決資本主義的弊病。
本文的觀點是:「自由主義左翼」的立場是片面、不充分的,單單從國家如何管制市場經濟的角度出發,忽視了企業主、股票和房地所有者等社會階層因為壟斷社會資源,所握有的巨大經濟權力,這種權力足以大大影響政府決定;也忽視了在國家之外,勞工運動和社會運動在挑戰社會不公時所包含的基進民主意義,往往超越既有的法律和政府框架,而且具有極大的社會正當性。
總而言之,將社會事務割裂為「公」的政治領域和「私」的經濟領域 ,將腰纏萬貫和家徒四壁者視為法律上等同的抽象個體,都是因為缺乏對「資本主義」的分析,或者沒有把資本主義下的種種社會現象當作不可分割的整體看待。正因為如此,筆者雖然也是左翼價的同情者,但並不認為凡是泛左翼的政治立場皆得支持,真正能為薪資受僱者提供出路的政治方案,是以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Marxist)為基礎的「反資本主義左翼」(Anti-Capitalist Left)。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
馬克思看待資本主義,不像大多數政治經濟的評論者,將其視為人類本性貪婪自利的表現。在漫長的歷史上,每種社會制度都有自己的「所有制」和「生關係」,而資本主義這個人類歷史上非常新穎,且至今仍然主宰我們生活的社會制度,是這樣表達自身特徵的:
整個社會被劃分成兩種身份地位截然不同的人:財富集中在少數1%的人手中,這些人是大企業老闆和高級經理,或者鉅額金融資的持有者,他們在經濟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讓手中的資本不斷增,這一小撮人所做的任何決定,都可能影響成千上百人的生計,而國家和法律保障他們這樣做的權利,在資本的世界裡,薪資受僱者無權發言。除了這1%的幸運兒之外,我們99%的大多數人,都必須在就業市場上找到一份工作,面臨著失業、低薪、工作不穩定的威脅,必須接受「購買」我們的人指揮命令,甚至常常面對諸如超時加班等等不合理的要求,縱使如此,可能還是深陷貧窮無法身。
為什麼富者越富,貧者越貧?很簡單,答案就在上述不對等的權力結構當中,資本所有者可以僱傭大量受僱者在他的命令下工作,以支付薪資為代價占有他人的勞力,並且盡可能的從受僱者身上擠出最多的產值,這就是利潤來源的秘密,有資本者「剝削」了無資本者創造出來的價,令薪資受僱者縱使工作的再多,也永遠無法追上飆漲的物價和房價。只有資本所有者才能控制大量社會財富的私人所有制,和社會被劃分為資本家 / 受僱者兩大階級的剝削性生關係,是資本主義的兩大支柱,也是不斷滋生社會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的根源。
自由主義左翼能解決問題嗎?
自由主義左翼的主張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嗎?筆者認為,不行。因為孤立的觀察資本主義社會現象,此派論者把每種社會不公都當作是缺乏政府介入的結果,在他們的視野中完全沒有剝削性生關係「資本主義」的存在,不改變經濟權力極度不對等的結構,讓薪資受僱者大眾在經濟生領域也能享有完全的民主,光靠國家在資本主義框架下推動的政策,是不會有長遠效果的。
周保松在〈什麼是自由主義左翼〉這篇文章裡,列舉了自由主義左翼的四個基本原則,分別是個人權利、主權在民、社會福利和多元文化。筆者想強調,這些原則所標榜的價,反資本主義左翼其實根本不反對,而是因為比自由主義左翼堅持的更徹底,所以不認為這些原則可以在不和資本主義發生衝突的情況下根本實現。舉例而言,何謂個人權利?大企業經理可以因為公司盈利不如預期,任意解僱員工,這就是在實行法律保障他的財權啊!而法律保障的生存權、工作權,卻不讓受僱者有權力決定企業的經營,究竟是要為社會、為員工,還是為少數資本家的利潤?
自由主義左翼的其他原則,在資本主義社會下也很成問題,以主權在民來,在貧富懸殊的社會下,縱使是民主選舉,難道票票真的等?富有的人閒暇時間較多,又可以下重金請來各路專家和代理人,反觀薪資受僱者,每天長時間為生計而工作,還有多少時間關心政治?一張三百萬塊的支票,對政客而言,價遠大於三百張選票,因此代議士和政府高官三不五時就和大資本家宴客茶敘,對基層勞工的心願卻充耳不聞,並不需要感到訝異。
再者,立法機關在富人壓倒性的影響力之下,社會福利又能籌措多少財源?更何況,對企業和金融資,就是降低資本的利潤,而手握大筆財富的資本所有者,只要他認為無利可圖,或是有其他更好的發財機會,隨時可以把資本外移到某個勞動人權低度保障的國家,或者乾脆拒投資,讓政府和薪資受僱者大受景氣低迷和就業衰退之苦,以達到讓社會屈服的目的,而政府往往為了提升國家的「競爭力」,拒採取不利資本主義的措施,薪資受僱者拿他們一點辦法也沒有。最後,反資本主義左翼當然也支持多元文化,但恰恰就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薪資受僱者的文化無法獲得最大滋養,而由大企業所資助的出版業和媒體,卻經常罔顧人民的文化需求。
自由主義左翼政策的缺失,可以歸結為:只想在不傷害到資本主義優越性的前提下,用政府的公共資源去解決資本主義製造的問題,因此是種治標不治本,頭痛醫頭、痛醫的辦法。那麼,反資本主義左翼主張的解決辦法又是什麼呢?
資本主義堅不可摧?
在談到反資本主義左翼的主張之前,必須要先駁斥將反資本主義等同於實施財國有制、完全消滅市場和計畫經濟的迷思,事實上這是20世紀許多「共主義」國家的官方詞,周保松怎麼會輕易相信這些專制政府的宣傳呢?實在令人不解!反資本主義沒有一套公式,而且由不經民眾選舉且不需對民眾負責的政府下達經濟指令,薪資受僱者則從原本無條件聽命於資本家變成聽命於廠長和幹部,仍然沒有實質權力,這無疑是所有反資本主義的方法中最糟糕的一種。反資本主義左翼沒道理接受這種法,更不用對這種方法的失敗負責。
順帶一提,更令筆者感到驚訝的是,周保松認為社會主義經過實驗證明不可行且不可欲,而資本主義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屹立不搖,仍具有極大正當性,難道周保松不知道美國自金融危機後,2011年人民發起了佔領華爾街運動,表達他們對資本主義金融遊戲的義憤,這股抗議浪潮還延燒到全球,這就是周保松所謂的正當性嗎?
如同本文開宗明義指出的,筆者之所以想動手寫這篇文章,正是有感於周保松十分誠懇的討論態度,因此我尊重他的立場,但出於澄清反資本主義左翼主張的必要,也應當指出,周保松似乎相當支持資本主義,因此在觀察全球歷史和政經發展時,對資本主義急於肯定,有時陷於盲目,而對過去反資本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則是匆匆帶過,不願深入,因此止步於流俗的錯誤見解而妄下結論,認為改變資本主義已被證明「不可行」。
反資本主義左翼的基本原則
反資本主義左翼的立場很簡單,只有一個原則:勞動者賦權,權力歸於所有薪資受僱者。企業要減薪裁員,行,把所有帳本公開給員工看看,讓員工來決定;企業要關廠外移,行,由員工來決定公司資的處份,安排合理的補償或接管經營;由一小撮董事決定企業資源的配置,是反民主的,應當由受僱者集體實施自我管理,自己的勞動成果,自己所有和運用,工資工時等勞動條件也當由受僱者自行審議。這些要求都是違反資本主義框架的,但是反資本主義左翼並不因此劃地自限,我們主張這些權利都應該由法律確定下來,為了實現這一點,就需要成立無條件站在薪資受僱者立場的、反資本主義的左翼政權,這樣的政權只有在薪資受僱者大眾積極爭取民主的運動中才能壯大。
對勞動者賦權,就是針對資本主義弊病的根源進行改革,用受僱者集體參與的社會所有制代替資本家的私人所有制,用受僱者彼此之間平等合作的生關係代替資本家對工人獨裁的剝削性生關係。
筆者認為,反資本主義運動的成功必須經過什麼樣的道路,沒有人能預料,且這個答案依不同的政治和經濟條件也應有所不同。但唯一能確定的是,反資本主義的對策並不在某個先知的腦袋或某本經典裡,而是在每場爭取公平正義的勞工運動和社會運動之中,在每個挺身對抗資本家以及國家暴力的薪資受僱者們的集體智慧之中。

相關文章:
〈對本土論的一點反思〉— 周保松

〈論自由主義者之虛妄,兼論左翼道德〉— 李達寧

談自由主義——回應李達寧〉— Rock Yiu

〈關於民粹與左翼的幾點觀察〉 — 稻草

〈什麼是自由主義左翼〉— 周保松

馬克思主義已死?──回應周保松〉— Isaac

社會主義理想與道德論證〉— 周保松

2015年4月18日 星期六

社會主義理想與道德論證/周保松

社會主義理想與道德論證/周保松

我暫時不打算對《馬克思主義已死?》一文做系統的全面回應。但有幾個問題,可以提出來向作者Isaac請教,順便供其他朋友參詳。這篇文章我較感興趣,同時也認為相當重要的,是以下兩段:

「社會主義的定義很簡單,就是由工人來實際掌握生產資料,也就是在工廠和企業之內實行真正的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由工人集體經過民主方式決定生產活動和人事按排。這一點其實是跟市場經濟沒有本質上的衝突。」

「一套方式行不通的話,社會主義者總可以用另一套方式取代之,社會主義的目標不是要教條式地依附於某種社會組織形式,而是要令剝削、令階級消亡。所以計劃經濟的失敗,並不就代表社會主義的失敗。」

Isaac一直強調,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所有的分析和判斷,都必須建基於政治經濟學和歷史現實,因此也就不願意(或反對)接受一種非歷史的,抽離經濟基礎的道德判斷。但讀這兩段,我卻覺得作者是有很清楚的一個獨立於政治經濟學分析的道德立足點,然後再以這個立足點來判斷不同的經濟及政治制度是否可欲的。

***
例如引文第一段,「實行真正的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這一點其實是跟市場經濟沒有本質上的衝突。」很清楚,作者最大的理想,是實現真正的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也就是說,民主是他的理想,而資本主義的代議民主不是真民主(我的推論)。既然民主是本,那麼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之爭,就是手段而已。那個最能實現真民主,那個就最好。

如果以上理解合理,Isaac就需要告訴我們:為什麼民主如此重要?民主體現了什麼價值?民主預設了一種怎樣的對人和政治的看法?實現真民主,需要怎樣的政治制度安排(是否需要充份保證人的基本自由和權利?是否需要一人一票和法治憲政?是否需要多數決?)在工廠和企業實現工人民主,由工人通過一人一票來決定生產什麼,如何生產後,異化、剝削和公正分配的問題就可以解決?人與人之間就沒有壓迫?

要回答以上一堆問題,我們需要道德論證(以及相應的歷史反思)。有了這組論證,我們就可以用來判斷不同的現存的社會制度安排,例如資本主義代議民主和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民主,哪種更「真」更合理。

我猜度,當Isaac一直追問下去,他或許會發覺,他和自由主義其實有不少共享的價值。畢竟,「民主」這一理念在自由主義傳統中有最豐富的論述和最具體的實踐。而且也請留意,在自由主義的傳統中,對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民主實踐之間的矛盾張力,是有許多討論,也有許多具體的改良建議的。

***
再看引文第二段:「社會主義的目標不是要教條式地依附於某種社會組織形式,而是要令剝削、令階級消亡。」很清楚,令剝削和階級消亡,是Isaac心目中的社會主義的終極目標。這是本,而計劃經濟是手段,所以他才說「計劃經濟的失敗,並不就代表社會主義的失敗。」

很明顯,令剝削和階級消亡,是一個道德判斷,意味著Issac認為剝削和階級,是最大的道德之惡。所以,它成了判斷不同政治經濟制度好壞的最重要的道德標準,而且這個標準是超越歷史的具普遍性的。

既如此,Isaac有必要告訴我們:什麼是剝削?為什麼剝削是最大之惡?因為它對無產階級和工人不公平,取走了他在生產過程中應得的份額?那麼,什麼是應得的標準?為什麼一個社會制度一定要用這個應得的標準作為收入分配最高的標準,而不可以有其他標準?(例如有人可以說,資本主義的確對工人有剝削,但因為它有其他功能和價值,所以我們可以忍受它或對它作出種種約束,例如成立工會,集體談判權,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反壟斷競爭,又或我們可以用其他方式補償工人,例如各種社會福利,諸如教育、房屋、醫療、失業和退休保障、更長的勞工假期等等。)

什麼是階級?擁有不同生產工具的人構成階級的分野?若是,為什麼一定要消滅它?如果有人循正當的方式擁有合理的生產工具,並藉此賺取利潤,為什麼不可以?就算要消滅階級,要付出多大的代價?(例如用國家權力剝奪許多人的實實在在的十分重要的自由)這些代價真的值得嗎?一個完全沒有階級的社會,是怎樣的社會?它真的是如此美好和如此公正嗎?

無論答案是什麼,Isaac要支持他的立論,他需要提出非常強大非常有說服力的道德論證(尤其是人類經歷了那麼多年社會主義大實驗及付出那麼大代價之後)。在沒有這些論證之前,我們其實無法肯定,他的種種社會主義式的建議是否合理。

我猜度,如果Isaac一直追問下去,他或許會發覺,他需要從自由主義中借取許多資源來從事他的道德論證,因為過去幾十年,自由主義傳統對於社會正義的討論,早已累積了極為豐富的資源,而且已經促使許多同情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和經濟學家進入這些思考。

結論:Isaac需要進入政治哲學的道德論證來支持他的整個立論。

***
至於文章中的其他關於社會主義世界革命及福利主義危機的種種論述和判斷,我受益很多,但我暫時就不再回應。這些觀點是否成立,或在多大程度上成立,大家可以讀讀歷史,以及運用當下許多民主福利國家的經驗來做參照。

2015年4月16日 星期四

馬克思主義已死?──回應周保松 /Isaac

馬克思主義已死?──回應周保松 /Isaac
我尊重自由左翼(liberal left) ,尊重社民派,在沒有明顯的革命力量的今日對革命失去信心,的確很能理解,但是周保松的最新文章似乎打算三言兩語就全盤否定社會主義革命這個選項,我實在是不能苟同。[1]

1. 我們應該如何理解由 1917 至 1989 達七十二年的「社會主義實驗」?
蘇聯和中國的經驗與其說是否定了馬克思,倒不如說它們引證了馬克思主義。如果有讀一點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就知道古典馬克思主義者早在 30 年代已經作過蘇聯會重回資本主義的預測,而不是純粹馬後炮。唯物主義地分析,蘇聯革命的失敗究其根本原因在於它未能成功聯合在德法等資本主義先進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從而形成全球革命。俄國革命的成功原因在於當時的沙皇和民族資產階級都仍然疲弱,但德法英的資產階級卻實在要強大得多,他們調動國家機器打壓,拉攏自由派和社民派進行分化,甚至不惜資助納粹黨「抗共」,當地的社會主義運動因而失敗告終。由於德法的革命始終未能發生,當時很多馬克思主義者就已經預料到 1917 革命的成就將付之一炬。社會主義革命必須聯合資本主義先進國,並擴散至全球,這不純粹是出於追求世界大同的道德情操,更是因為這是社會主義得以可能的先要條件︰

一、社會主義並非獨立於資本主義的一種選擇,社會主義必須依賴於資本主義階段透過血淋淋的資本積累而發展出的強大生產力,在這種強大生產力的前提下實現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從而消除剝削。所以馬克思主義者不會說我們應該剷平屬於資本主義的工廠、運輸系統,而是說讓工人階級奪取工廠的控制權,並自行生產。馬克思從來沒有說過一個工業後進國能在公有制底下完成快速的資本積累,否則在封建主義和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之間就不需要一個資本主義了。當時的俄羅斯和中國等工業後進國事實上並沒有條件實行社會主義,因此在革命黨奪取國家權力以後,自然也是無法避免為了加速資本積累而向工人實行血淋淋的剝削。但要注意︰自冷戰以來歐美國家文宣一直都把中國和蘇聯的社會慘況跟共產黨聯繫起來,它們卻刻意忘記了今日的資本主義先進國也一度對工人實行過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剝削,把長達幾個世紀的奴隸制和十九世紀英國工廠工人和煤礦工人的慘況這些資本主義原罪忘得一乾二淨的話,是不可能對工業後進國有公道、不雙重標準的評價的。這不是說蘇聯做得對,而是說,即使俄羅斯當年沒有變成社會主義國家,情況很可能也不會有很大分別,在資本主義體系中它仍然是要透過殘酷剝削工人來發展國家經濟,分別只是西方文宣不會因此對資本主義大加譴責,或宣佈資本主義因此誠信破產。

二、缺乏德法等資本主義大國的支援,當時的蘇聯立即的面對的是全球資產階級的合力圍剿,也就是所謂的「冷戰」格局。這種格局一來導致蘇聯被排除在全球經濟分工之外,也令得作為工業後進國的蘇聯不得浪費大量資源在軍事競賽上,並使蘇聯無可避免地發展成一個中央集權的官僚國家,以穩定其國家主權。社會主義者心中的結構鬆散、由下而上的政治體系是不可能在冷戰格局下維持的。

以上兩點,說明了為何社會主義革命必須是世界革命,也說明了為何蘇聯陣營的失敗並不在馬克思主義者的意料之外(同樣的分析早在二戰前已經流行)。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理解到蘇聯歷史並沒有脫離作為一個歷史體系(historical system)的資本主義,用 Immanuel Wallerstein 的講法就是 [2] ,蘇聯及其陣營代表的不是一個可跟資本主義相比的、業己完成的社會主義選擇(alternative),而只是在世界資本主義中以國家為單位繼續進行革命的革命國家(revolutionary state)。我們在分析這些革命國家時,不應忘記它們其實都身處於資本主義歷史階段之內,對它們的善與惡,我們要區分清楚哪些屬於社會主義原素,哪些屬於資本主義原素,不能一概歸咎於社會主義。我們也不應忘記就算是今日受很多人敬仰的資本主義,當初也有其更不堪回首的原罪,要說社會主義害死人,資本主義其實害死得更多(隨便舉例︰美洲的奴隸制、英法的黑奴貿易、美洲和澳大利亞針對原住民的種族屠殺、圈地運動、工業和礦場工人的大量死傷、童工、早在十九世紀末流行的強制勞動集中營、愛爾蘭大饑荒、對印度、中國、東南亞和中東的帝國主義侵略、作為帝國主義延伸的兩次世界大戰、至今仍然存在於中國、韓國、印度等國對生產線工人的無情剝削、至今仍然存在的巨大貧富差距︰世上八成人口身處於我們這些在冷氣房宣佈資本主義勝利的人所無法想像的環境。)

問題是在冷戰文宣的影響下,我們會輕易地把發生於蘇聯、中國、北擊的悲劇歸咎於社會主義的必然結果,但面對資本主義底下的災難我們卻視為可以被改善的個別問題,而這種雙重標準背後,往往缺乏理論分析,只是訴諸這樣的反問句︰「看過蘇聯和中共的經驗後你還能相信社會主義嗎?」那為何我們在看過拉美和非洲的經驗後仍可以對資本主義有信仰?(別忘記,自由派所響往的歐美生活水平是在經濟上無法脫離對拉美等邊陲地區(periphery)的剝削的。)


2. 社會主義是否一定包含計劃經濟?
社會主義的定義很簡單,就是由工人來實際掌握生產資料,也就是在工廠和企業之內實行真正的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由工人集體經過民主方式決定生產活動和人事按排。這一點其實是跟市場經濟沒有本質上的衝突。而古典經濟學的分析,認為市場能透過價格傳達人手不可能搜集到的複雜訊息,左翼也不需要反對。由此至終資本主義的核心問題都並非在於市場經濟,而在於資本家透過搾取工人勞動的剩餘價值來獲得利潤。

另外一來,正如 Noam Chomsky 所說,市場是一個迷思,你看 08 年美國政府動用國家資金拯救私人企業,就知道國家一直都是資本主義中的重要角色。因此判斷一個社會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不能透過「國有」或「私營」之類的區分,即使所有企業名義上都是國有,也不就等於是社會主義;而那些名義上是私營的企業,其實一直都有國家在背後撐腰。我們要看的其實是勞動者在實際的經濟決策上有多大的自主權。

也有社會主義者提出過市場價格體制和中央管制之外的其他方案,例如由各生產部門、消費者、環境監察者等人士透過民主商議在工作場所和地方代表議會決定資源的分配方式。

總而言之,一套方式不行的話,社會主義者總可以用另一套方式取代之,社會主義的目標不是要教條式地依附於某種社會組織形式,而是要令剝削、令階級消亡。所以計劃經濟的失敗,並不就代表社會主義的失敗。


3. 為什麼在資本主義底下進行改良不能解決問題?
自由左翼認為我們可以透過財富再分配的機制大大改善窮人的處境,而如果這種透過繳收他人財富來補助另一些人的做法,需要道德證成,於是以 John Rawls 為首的左翼自由主義哲學就大派上場。先不談「道德證成」能否說服資本家乖乖交稅,我們就先看看這種福利國家體制其實是怎樣的一回事。

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分析認為,在資本主義競爭之下,企業要維持利潤率,就必須降低勞動力成本。但如果降低工人薪資,又會導致市場的消費力減弱,總需求下降。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之一。建立「世界體系理論」(world-system theory)的著名學者 Immanuel Wallerstein 認為 [3] ,這矛盾在歷史上的解決方式,是透過地域區隔(geographical disjuncture)來達成的。任何時候,世界體系中受特別恩典的核心地區(core state,例如美國和西歐)採取了提升總需求的政治措施(例如定立最低工資、提高福利等),在世界體系的邊陲地區(periphery)就會同時增加一堆新的廉價勞動力。可以是將更多效區農民轉化為城市工廠工人,也可以是將整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擴展到之前所未包括的地方,例如一些自給自足的郊區經濟體。也就是說,企業透過尋找未開拓的地區,將其轉化為廉價勞動力市場,從而降低了生產成本,而又同時能維持到本國消費市場的總需求。這就是福利國家的運作邏輯︰富國透過向窮國加大剝削來賺取額外資本去購買國內工人階級的認同,所謂的「合法性」。自由派和社民派所響往的西方福利國家,是建立在跨國剝削的前提之上的。透過加大全球性的貧富差距來實現國內的貧富收窄,似乎並不是真的那麼正義。

70 年代開始的新自由主義見證了這個模式的極限︰世界上能夠再被搾取剩餘價值的地方已經開拓得七七八八,於是經濟陷入停滯,福利國家模式再也支撐不下去,我們於是就見證了以戴卓爾為首的右翼政客利用國家機器對工人運動大力鎮壓,並撤銷了很多已有的工人福利及權益。目前希臘、西班牙、愛爾蘭等歐盟國家面對的情況只是七八十年代英國的延續。

道德理論要建立在對現實的正確認知上,現實是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依賴於資本的不斷積累,自由左翼跟社民派主張的「財富再分配」是跟這套運作邏輯矛盾的,無法長遠延續的,而當自由左翼和社民派長期霸佔左翼的輿論陣地,他們所支持的福利國家卻宣告破產時,民眾就會倒向右翼意識形態,找比自己更弱勢的底層和新移民作代罪羔羊。這在戴卓爾時代已經發生過,今日在歐洲又再重演。我並不反對福利政策,我反對的是自由左翼跟社民派妄顧歷史、妄顧現實地向民眾開空頭支票,承諾他們這種福利國家是長遠有效的,然後又在被經濟現實擊沉後像英國新工黨那樣倒向右翼,為資本主義延命。

結語
政治沒有永遠的敵人,我個人的立場是不反對社會主義者在未有革命條件前跟自由左翼和社民派有限度地、暫時性、策略性地結盟的。但是我們必需不斷提醒在爭取勞工福利的盟友,真正的解放不能建立於對落後地區的忽略,也不能不認清福利體制隨時崩潰、右翼政策將強勢回歸的現實。正如今日很多人崇拜的資本主義也不是一日建成的,而是在幾個世紀的歷程當中,經歷許多錯誤,然後透過一次又一次的革命來推翻封建制度的。要建立新的社會體制,要靠我們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思想和實踐上不斷傳承,不斷累積經驗。很多前輩也談到,在二十年前的革命低谷談馬克思主義是匪夷所思的,但在今日馬克思主義思想已經開始捲土重來,自由派還能再譏諷「今時今日有多少人還相信馬克思主義?」的日子恐怕不長,社會主義革命的千里之行,始於我們每個人的足下。

備注︰

[1] 本文主要針對周文的第 4 點回應,原文為

    那麼,政府應該如何介入?一種相當傳統的社會主義左翼觀點認為,問題根源在資本主義的生產和財產制度。只有徹底消滅市場經濟,改行計劃經濟,徹底消滅私有財產制,改行財產公有制,才能從根本處整體地解決問題。只有如此,人民才會有真自由、真平等、真公義、真解放。而要實現這個理想,就要無產階級團結起來,進行階級鬥爭,推翻資本主義制度。階級問題,遂成問題核心。因此,所有在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下的改良,都是虛偽的,也是虛假的。

    今天還有多少人相信這個姑且稱為教條馬克思主義的左翼立場?我估計不多。社會主義的大實驗,經歷了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及資本主義轉向後,經歷了中國過去三十年的市場經濟改革後,基本上已經難以為繼。最少到目前為止,我相信大部份相信社會主義的理論家,都不得不面對一個現實:計劃經濟和公有制,在歷史實踐中被證明為不可行不可欲,而市場的確有它的作用和位置。(當然,有人會說,以往所有社會主義實踐都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但這種辯護,恐怕沒有太大說服力。)

    1989年後,有許多市場社會主義(market socialism)的討論。但歷史發展到今天,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成為幾乎牢不可破的霸權,而且仍然享有相當高的正當性 。(想想2008年金融海嘯後,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基本上不受到任何根本的挑戰即可見一斑。)

    於是,我們的問題是:如果我們既不想要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又不想要放任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或自由右翼)所鼓吹的那種無約束的資本主義,那麼有沒有別的出路?這是我們的問題。

 而相對於社會主義革命,周提出的「出路」是「自由民主制下的福利國家模式」(liberal democratic welfare state),或「社會民主主義模式」(social democracy)。
[2] 參考 Wallerstein, Immanuel: Historical Capitalism with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3] 同上

什麼是自由主義左翼/周保松

什麼是自由主義左翼/周保松
在網上讀到稻草君的《關於民粹與左翼的幾點觀察》,很受益。這是相當到位的一篇評論,值得有興趣的朋友認真閱讀。

對於自由左翼是什麼,我過去幾年,寫了差不多二十多篇文章來探討,主要發表在《南風窗》,在大陸引起不少爭論。這些文章都收在《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 一書,有興趣的朋友可參考。

以下我承接稻草君的討論,略談我對自由主義左翼的一些看法,順便對李達寧君的《論自由主義者之虛妄,兼論左翼道德》一文作部份回應。

1.  
在香港不同的政黨和政團中,除了街工、職工盟和社民連,工黨在理念上也是頗接近自由左翼的(當然他們自己未必這樣看)。我記得大約兩三年前,工黨的朋友請我去做一次內部分享,我拿著工黨的黨綱逐點分析背後的政治理念,他們才知道工黨的許多政治主張背後,其實預設了一種自由左翼的對正義社會的想像。

這多少說明,香港的政黨普遍缺乏對政治意識形態及政治哲學的興趣,因此對於政治觀念/價值,及使用這些觀念/價值支撐起來的社會想像(social imaginary, Charles Taylor的用語)不是太有自覺,更甚少意識到有必要為自己的政治立場做公共證成(public justification)。參與政黨和社運的朋友,雖然對於政治及社會議題必然有種種道德判斷,但不一定對支持這些判斷背後的理由有充份認識,或者自覺地將這些判斷放在一個更系統的政治道德框架中去做論述。

這部份和政治哲學在香港公共討論中長期缺席有關。主導香港公共討論的,最多是自由右翼經濟學者及實證導向的社會科學學者,公共問題的規範面向常常被忽略,又或在一種強勢的市場邏輯下被視為不需討論的共識。就此而言,我們這些從事政治哲學的人有不容推卸的責任。但這又不是或不僅僅是個人責任問題。政治哲學在香港長期不受重視,這現象本身恐怕不是偶然。

相較於西方,甚至相較於台灣和大陸,我們關於政治道德問題的討論實在相當薄弱。我在早前一文中,希望本土論者好好發展出屬於它的政治道德,同時希望馬克思主義左翼也能好好論述出它的政治道德,的確是我的心願,因為只有通過這些努力,我們才能有足夠的道德資源供我們去做自我理解,去做公共證成,以及尋找社會的另類想像。這些不同理論的理由是否成立,可以具體爭論。但我們先要將這些理由好好放上桌面。香港年青一代有想法的朋友,值得在這方面努力,而不宜過於停留在非友即敵及情緒主導思考的狀態。

2.
說回理論和現實的互動,我可以用手上兩本書作為例子。英國工黨在1988年成立了一個智庫(Th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 ,專門從事公共政策研究,並在智庫下設立一個社會正義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n Social Justice),然後在 1994 年出版了一個報告: Social Justice: Strategies for national renewal,在英國引起極大迴響。然後到了2005年,又出版了第二份報告:Social Justice: Building a Fairer Britain。(網上應可找到)

這兩份報告都已結集成書,裡面有許多關於何謂社會正義的思考,既有原則性的政治哲學理論,也有將這些理論應用到不同社會政策的反思。這種視野和定位,值得我們借鏡。思考一個社會,不能只問它是否夠繁榮,增長是否夠快,股市升到多高,而更需要問:它是否正義,是否道德進步,是否讓每個人活得好活得有尊嚴。這正是廣義的左翼傳統的基本關懷。

3
正如稻草君指出,「左翼」和「左派」一詞在香港通常指涉親共的政黨和工會,而在香港長期恐共防共的社會氛圍中,「左」是政治毒藥,基本上沒什麼泛民政治團體願意和「左」沾上邊。再加上香港長期受芝加哥自由右翼經濟學派主導,在政府、媒體和教育等多重配合下,小政府大市場、積極不干預、低稅制低福利,幾成香港不同政黨的共識,而這個共識又在社會取得極大支持。

於是,香港的政治光譜,基本上只是由政治立場上是否親共和是否支持民主來定義,而在影響社會民生的種種經濟議題上,大部份政黨的立場是相當模糊和沒有原則的,所謂的分別往往是在具體議題上基於選舉策略而有不同立場,而不是有清晰的理念和價值在背後支持。(當然不同政黨之間會有分別。例如社民連便較民主黨清楚得多。)

於是,問題出現了:香港的政黨如何面對一百多萬人活在貧窮線之下以及堅尼系數上升到0.537這個現實?如何面對這個機會極度不均、社會流動緩慢、跨代貧窮嚴重的事實?難道香港人還會相信,只要香港繼續擁抱市場至上、低稅率低福利少干預的放任政策,繼續擁抱獅子山精神,問題自然會解決?當然不能。

那麼出路在哪裡?當然需要政府介入。只有政府更積極的介入,才有可能改變許多人眼中極不正義的社會現況。(但為什麼不公義,需要實質的道德論證。我們不能簡單地說,貧富差距本身就必然不公義。原因很簡單。如果某人純粹因為個人努力而賺取較他人更多的財富,許多人會認為這種差距沒有問題。換言之,平等或接近平等並不必然等於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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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政府應該如何介入?一種相當傳統的社會主義左翼觀點認為,問題根源在資本主義的生產和財產制度。只有徹底消滅市場經濟,改行計劃經濟,徹底消滅私有財產制,改行財產公有制,才能從根本處整體地解決問題。只有如此,人民才會有真自由、真平等、真公義、真解放。而要實現這個理想,就要無產階級團結起來,進行階級鬥爭,推翻資本主義制度。階級問題,遂成問題核心。因此,所有在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下的改良,都是虛偽的,也是虛假的。

今天還有多少人相信這個姑且稱為教條馬克思主義的左翼立場?我估計不多。社會主義的大實驗,經歷了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及資本主義轉向後,經歷了中國過去三十年的市場經濟改革後,基本上已經難以為繼。最少到目前為止,我相信大部份相信社會主義的理論家,都不得不面對一個現實:計劃經濟和公有制,在歷史實踐中被證明為不可行不可欲,而市場的確有它的作用和位置。(當然,有人會說,以往所有社會主義實踐都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但這種辯護,恐怕沒有太大說服力。)

1989年後,有許多市場社會主義(market socialism)的討論。但歷史發展到今天,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成為幾乎牢不可破的霸權,而且仍然享有相當高的正當性 。(想想2008年金融海嘯後,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基本上不受到任何根本的挑戰即可見一斑。)

於是,我們的問題是:如果我們既不想要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又不想要放任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或自由右翼)所鼓吹的那種無約束的資本主義,那麼有沒有別的出路?這是我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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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左翼在此提供了一個可能。事實上,這個可能基本上被大部份今天的民主國家接受,也就是所謂的自由民主制下的福利國家模式(liberal democratic welfare state),在歐洲則往往被稱為社會民主主義模式(social democracy)。

在制度上,自由左翼有四個相當核心的主張。

第一,每個公民享有一系列平等的個人權利。國家最重要的責任,是充份保障公民能夠行使和實現這些權利。這些權利包括第一代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例如言論思想信仰的權利,組黨集會結社參選的權利等,也包括第二代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有人稱第一代為消極權利,第二代為積極權利。詳細的內容,最好是參考聯合國的《公民權利和國際權利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如果我們留意羅爾斯的正義原則的第一條,即清楚說明公民享有一系列平等的基本自由(basic liberties)。

我們可以說,這是自洛克、康德以降,再到當代自由主義左翼共享的一個基本立場。大家有興趣,可以去讀讀美國的《獨立宣言》(1776)及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1789),裡面即承載了這個自由主義的理想:每個公民享有一系列不可讓渡的基本權利,這些權利保障了人的自由自主和尊嚴。如果國家不尊重這些基本權利,人民便有公民抗命甚至革命的權利。

自馬克思以降,不少社會主義左翼朋友總對自由主義這個權利原則不屑一顧,甚至以為這只是徒具形式,又或只是自利主義的體現。(馬克思的觀點,可參考他早年的《論猶太人問題》一文)這是大錯。原因如下。

(1). 這些權利最重要的作用,是在憲制上保障個體的基本自由和根本利益。它絕對不是徒具形式,因為它寫在憲法上,且具有優先性,且可通過法治和司法覆核等制度來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權。試想像如果你活在一個個人權利得不到任何保障的社會,你將活在怎樣的境況,當可明白。

(2). 這些權利是所有公民都可享有的,而不是某部份人的特權。難道民主國家的窮人就沒有信仰自由和平等投票的自由?!難道這些投票的自由,都是形式的虛假的?顯然不是。窮人手上的一票,恰恰是捍衛他們的權益最有力的武器。

(3). 有效實踐這些權利的確需要經濟和社會條件配合,所以自由左翼會主張一系列相應的社經及福利政策,來避免這些權利最後只是富人的特權。例如羅爾斯主張相當大程度的社會財富再分配的一個很強的理由,正是確保每個公民的政治自由的公平價值(fair value of political liberties)得以實現。

(4).這些權利不僅只局限於法律形式,而是具體實踐於公民生活。想想雨傘運動爭取的真普選,難道不是在爭取所有香港公民都可享有平等地參與政治的權利嗎?想想香港的義務教育,不是在確保所有孩子能夠享有同樣的受教育的權利嗎?想想過去數十年在世界各地爭取的種族平權運動,兩性平權運動等等,不是在實實在在改變許多受壓迫受歧視者的處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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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自由民主國家在歷史的實踐上,證明較社會主義國家更能保障每個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權利,這是非常重要的判斷兩種制度優劣的標準。

有些朋友或許會說,馬克思主義追求的是真平等真自由。那麼我們就必須追問下去:這些真自由是什麼?如何實現這些真自由?這些真自由在什麼意義上較自由主義所保障的基本自由和基本權利更為可欲?這需要實質的道德論證,也需要足夠的歷史反思和知性誠實。事實上,自十九世紀末以降,西方社會主義左翼傳統已十分重視這些自由主義主張的權利,並努力為窮人和受壓迫者爭取這些權利,並希望在一個自由民主的框架中通過選舉去爭取執政權,從而實踐其政治理念。就此而言,自由左翼和社會民主主義有許多共同的主張。(裡面具體的證成理由當然會有不同。)

但大家必須留意,以上所說並不意味自由民主社會已經完美,已經充份保障公民平等的權利和自由。絕非如此。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自由左翼同樣面對許多困難。

例如我們在談自由(liberties)時,我們是在談一張清單,那麼什麼樣的自由最為重要?如果不同自由之間發生衝突,應該如何取捨?如果實踐某些自由需要大量社會資源,誰來承擔提供這些資源的責任?如果某些自由和其他價值產生張力(例如教育消費的自由和機會平等),如何平衡這些訴求?更為根本的是,自由左翼真的有能力馴服資本主義這隻大海獸嗎?這些都是自由左翼必須面對的挑戰。

大家須留意,在回應這些問題時,自由左翼和自由右翼也有許多實質的分歧,例如自由左翼一般不會接受有所謂先於制度的擁有私產(尤其是生產工具)的絕對權利。自由左翼的權利觀,也不會限於個體不受干預的消極權利,而更多地主張通過社會福利來確保公民的權利得到有效實現,例如教育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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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自由左翼主張主權在民,並要求權力的正當性行使必須得到平等公民的投票授權。因此,它主張一人一票的民主政制。正如我之前不少文章指出,民主背後的基礎,是個人自主和政治平等。而為了實現這兩個理想,自由左翼不會說,只要在形式上保證每個公民享有相同的投票權即可。因此,財政上補貼小政黨,監管及限制政治捐款及政治廣告,有效的民主教育及公共商議,合理的財富分配等等,都是自由左翼十分重視的問題。

第三,自由左翼基於對平等的政治自由、教育和社會競爭上的機會平等、人與人合理的社會生活關係、照顧弱者及不幸者的基本需要等考慮,主張國家有恰當的角色去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的,甚至相當完善的社會福利(教育、醫療、房屋、失業及退休保障等等),從而使得每個公民有合理的機會和條件過上自由自主的生活。

為了滿足這些目標,國家有權約束市場,有權通過稅收去限制財富的過度累積(例如累進稅和遺產稅),也有權在不同領域採用不同的產權制度(例如在關乎基本民生的水電能源交通方面,由國家擁有、生產和分配這些資源),而不會一刀切地主張私有產權至上。(同樣道理,自由左翼不會輕省地否決市場的重要性,無論是工具性價值(效率、生產力、創造力、有效調配資源),還是內在價值(市場本身包括了就業、消費、生產和選擇的自由。這些自由對人的福祉重要。)

當然,如何具體落實這些理念,很難有一刀切的公式,而往往需要因應不同社會的具體政經發展,通過民主方式去進行各種探討嘗試。事實上,民主社會無日無之的政治爭論,都和如何合理分配社會稀缺資源息息相關。在這些爭論中,我們往往會看到不同政黨政治道德上的分別。

第四,自由左翼重視人的自由自主,因此主張政教分離,鼓勵文化多元,反對家長制,不贊成國家動用權力和資源去宣揚某種特定的宗教,或強加某種生活方式於人們身上。自由主義認為,我們應該尊重人的獨立性和主體性,因此國家最重要的責任,是確保每個公民有充份的自由和相應的社會經濟條件,去追求和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過自己想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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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點,大略勾勒出一個我理解的自由左翼的政治藍圖:重視個人權利、爭取民主普選、支持社會福利、鼓勵文化多元。這樣的理念,是否值得追求?它真的在理論上和實踐上能夠走出社會主義左翼和資本主義右翼的第三條路來嗎?這需要大家一起來思考和辯論。但通過以上說明,我希望大家能夠見到,自由左翼和社會主義左翼,自由左翼和自由右翼,的確有許多理念上的差異。如果一旦說起左,就以為只有社會主義式的左,一旦說起右,就以為只有無條件擁抱市場資本主義的所謂新自由主義或放任自由主義的右,那實在是個不太美麗的誤會,並會導致許多思想混亂。

去到最後,我們或許會回到稻草君文中觸及的一個問題:如果我們好好地將問題弄清楚,那麼在政治光譜中,香港會有多少人願意承認自己是自由左翼?這個問題很有趣。最少就我個人來說,自由左翼是香港進步政治的一個出路。

2014年8月19日 星期二

《鄂蘭論毀滅政治的暴力》/胡啟敢

《鄂蘭論毀滅政治的暴力》/胡啟敢

關於暴力相關的議題,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有她獨特的見解:甚麼是暴力?權力(Power)和暴力(Violence)又有何分別?如何看待公民抗命?為甚麼極權主義是壞的?在下文將會大略敘述漢娜的哲學,然後就會在以後的文章,引用漢娜的理論來分析香港的政局。

極權主義不可接受,除了在於剝奪人權,亦會使人變得多餘(superfluous),而人們亦受到國家機器擺佈,無法自由聯合起來行動去提出異議。最後,極權主義使得人畏首畏尾,人在極權主義下變成了徒具人臉的政府扯線公仔(好像北韓人被迫要歌頌金正恩,沒有自主性,拒絕就要勞改),失去真我及自主性,以及實踐自我的潛能。

極權主義通常伴隨著暴力,漢娜認為,暴力和政治是對立的,因為暴力一出現,政治就會消失。對於漢娜認為,甚麼是政治?政治就是在於行動(action),公民的行動會導致一連串的討論、反應和結果。而這些結果是不可預計的,所以人在此既是行動者(doser),又是承受者(sufferer)

例如,零三年七一,有五十萬人上街參加七一遊行,部份人要求改善樓價問題。雖然七一之後樓價沒有如期望般短期內暴升,但是卻出現了本土意識的增長、公民黨和社民連的興起、董建華下台、激進政治的出現……這些結果都是不可預計的,但是對香港有重大影響。故此,如果希望能夠改變社會,就要為了信念而持續地行動。

但是極權主義卻要結果是可以預計的(儘管不能做到),而且強求統一的共識,不得異議。漢娜正正覺得這樣極權主義是反對政治的。因為政治就是要容許不同的意見互相交流,而且結果是不可預計的。但極權主義不容許不同意見,也有預設的立場,並且依政府(或獨裁者)的意見強行將一群人、一種意見視為多餘(例如納粹黨屠殺猶太人和中共反右),將其當作垃圾般清除,結果討論交流的環境消失了,只餘下了一種聲音被暴力護航。(依我的理解,政治行動者可能對運動的結果有期望,但是不會像極權主義般用暴力迫使群眾追求它所預計的結果)

我們再看看漢娜如何看暴力和權力的分別。對於暴力,漢娜的定義不是這樣膚淺,只認定血腥、動粗就是暴力,暴力是指運用器具(implement)而擴大了某人/群體/團體的力量(strength),使得自身一方和另一方處於不對等的關係,亦消滅了對話。例如六四的時候,士兵駕著坦克或手持機關槍要求學生讓開,不然就輾過他們或射殺他們,這就是使用器具(坦克、機關槍)來增加士兵的力量,雙方的關係不對等,由講道理突變成野蠻了事,這就是暴力了。

至於權力,漢娜並非指政府機構的權力或機構有甚麼權力,這個詞更妥當的譯法是指力量,這裡是指一群人/組織/團體/機構等一起採取聯合行動(act of concert),彰顯某種力量(權力),使其他人不得不回應(因為有影響力,例如同志組織舉辦反恐同日,結果明光社不得不作出回應,例如舉行另一個示威抗衡),而這種權力和暴力的差異是,他們不是野蠻了事,不像暴力般強行終結和他人的討論,用力量來迫別人屈服,例如維園阿伯在城市論壇集體指罵泛民嘉賓,就是為了不讓那嘉賓發表另一種聲言。

所以這也是極權主義的可憎地方,就像香港某些機構要求員工不得反對中央和政府,結果這些員工就變得犬儒起來,不再相信他們的行動可以改變社會,他們遂變得只像親子王國(這是我舉的例子)的人般只關注吃喝玩樂,整個人變得非政治化(apolitical)起來。雖然香港還未是極權社會,但是人們也變得政治冷感,於是,人就變成了徒具人臉的動物,他們不能再活出自我、真正為自己生活作打算,只能對政府的要求俯首聽命。

所以,依漢娜對暴力的定義,社民連的議會抗爭和示威者的激烈行動並雖然有暴力成份,但他們的力量並沒有將他們和保皇黨的關係變得不對等(相反政府輕易可撲殺這些聲音、長毛輕易被趕走),相反,愛港力、愛港之聲、青關會、保皇黨等組織的行為就是暴力和極權。雖然他們自詡和平理性,但是當有不同意他們的聲音時,他們就會用不同手段(器具)來消滅反對聲音,終止討論,在漢娜而言,這就是用暴力來消滅意見。

舉例,林慧思老師用粗囗指斥青關會,她就遭受到流氓組織各方面的滋擾(例如送葬禮花圈、在校門作出威嚇、大量投訴信),這些滋擾就是一些器具,用來消滅另一些政治意見。原本,如果不滿意林老師講粗口,可以用理性討論,但是愛字頭的組織卻以鬥垮林老師為前提來處事,根本就是想消滅異見,這就是一種暴力了。

另一個例子就是,97年前示威者想向國家領導人表達意見,但李明逵卻播放貝多芬交響樂來阻攔示威者的聲音傳入國家領導人中,這些音樂就是一種器具,增強當權者的力量,用來消滅另一種政治意見。

是故,漢娜認為,暴力和政治是相反的,當暴力出現時,政治就會消失。當政府失去權力時,就會有誘因使用暴力來對付異見,就像現在政府對示威者諸多滋擾、檢討,就是明證。所以,漢娜認為,理想的政府就是要壓制它的暴力,去彰顯人民的權力,將以其實政府的認受性。壞政府則反,屢屢運用暴力去消滅不同意見,就像中共對付異見人士般。而政府的暴力只會滋生民眾用更大的暴力去對抗。

最後,漢娜在提及公民抗命的時候,指出違法者(lawbreaker)和公民抗命公民(Civil disobedient citizen)是不同的。違法者的目的是為了自己的私利,而他希望自己的違法行為不會被發現和檢控(例如過馬路衝紅燈不想交通警發現);但公民抗命者是為了一眾人的利益、幸福或理想。他們是為了少數或多數被忽略但必須重視的異見,而他們儘管是少數人的,但是他們有共同的目標,他們重視意見質素(quality of opinions)多於純粹重視動員力,清楚明白自己在做甚麼,不同於反佔中遊行,雖然動員到不少人,但很多人都不知道遊行目的,他們的qualit of opinions很低。雖然公民抗命和革命不同,但相同一點的是,參與者是自願聯合(voluntary association)

而政府亦有必要接受公民抗命而非妖魔化之,因為公民抗命者表現社會共同立約者對原有契約的異議(dissent),而民主社會要容許立約者提出異議,以體現人人平等的精神。

總結而言,漢娜的哲學對於我們認識議會抗爭、佔領中環、國家暴力等事有重要的啟示,希望大家能夠對此有一些認識。

Reference
"A constitutional niche for civil disobedience?"
"On Violence"
"Civil disobedience"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書)"
"The Human Con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