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普及學會

2014年8月27日星期三

Neither angel nor beast／Isaac

Neither angel nor beast／Isaac

這幾天我在想素食的問題，我毫無疑問是一個雜食者，但我也同意素食會是一個較道德的選擇，困擾我的問題是，為什麼很多人跟我一樣，理性上知道食肉導致了很多殘忍的大量屠宰，卻偏偏在實踐上選擇刻意忘記那些紀錄片上的畫面呢？

我不同意某些素食者對雜食者的指責，他們覺得食肉都是殘忍而無知的，言辭間往往把雜食者當成凶惡犯來看待，這實在是對推廣素食毫無幫助。其實人無完人，即使是素食者自己，也有很多時無法作出最道德的抉擇。例如說，你上班途中看見一個小孩掉入河裡，如果你去救他，你會弄濕自己，然後你會遲到，那你會怎樣做？不用說，自己的方便跟一個生命如何能比較，當然是去救他了。那麼如果每日上班都看見幾百個小孩在河中掙扎呢？當然也是能救幾個就救幾個，生命要緊，其他事情算得上什麼。但這正正是非洲每天都上演的事情啊，為什麼我們捐錢的頻率總是很有限呢？我不會說所有不把多餘的錢全部捐出去的人都是見死不救，我們的道德義務感天生是有限的，我們也總是會找藉口不去做那些我們認為是對的事，我們經常是不理性的，這些都是人性的弱點。我們可以做的不是去譴責這些人性的弱點，而是思考如何設計更人性化的制度協助人們去實踐道德。

舉個例子來說，統計發現，在歐盟，有些國家的器官捐贈率超過九成，有些國家則低至兩三成，為什麼會如此兩極化呢？答案意外地簡單︰就是在一些國家，在填表的時候如果你同意器官捐贈，你要打一個剔，另一些國家，則是在你拒絕器官捐贈時，才要打一個剔。我們在面對器官捐贈這種重要的問題上往往不敢做決定，所以傾向不決定，維持 default 。制度的設計就可以「利用」這個人性弱點，鼓勵利他行為。

同樣道理，如果我們把捐款設定為 default ，不同意定期捐款的或決定自行捐款的，可以在稅單「不同意付義務慈善稅」一項上打個剔，這樣的設計會大大鼓勵捐款。在素食問題上，我們也有很多可能的做法鼓勵素食，除了宣傳和研發更多好味的素食選擇，價格會是一個很強大的推動因素。例如在英國，營養均衡的素食甚至比食肉要昂貴，成為了某些中產講究生活的玩意，但我們可以透過補貼，把素食的價格降低，甚至降得比食肉更低，對於普及素食習慣來說，這會比咒罵雜食者有效得多。

心理學有一個很有名的現象，叫「旁觀者效應」，Youtube 有一個片段，就是讓一個演員在倫敦 Liverpool street 掐著胸口痛苦地喊「 help me 」，發現幾十個途人路過也沒有一個人停下來慰問。正正因為街上人多，責任被分散，從眾心態讓每個人都看其他人如何行動才敢行動。但片段的結尾有第一個人介入時，周圍的所有人就陸續介入幫忙，這是很感人的場面，原來只要第一個人踏出一小步，就能幫助到所有人去踏出一大步，從眾也不一定是很壞的事。人類是有行大善的能力的，只是需要一個環境去觸發。

其實最可惡的不是人性，而是那些利用人性弱點去行不義之事的人，利用人性的盲目，去煽動歧視和仇恨的人。人性有其弱點，但也有其光輝之處，我們可能無法改變人性，但我們可以協助人們去發揮他們光明的一面。

（圖為著名的 Milgram experiment ；社會心理學家認為很多人類行為並不是出於教育背景、品德信仰或意志力，而是出於環境的強大影響力。）

後記︰寫這一篇文章的動機，不是要為個人的道德責任尋藉口開脫，也不是認為用去政治化手段可以解決眾多社會問題，只是我一直以來有一個疑問︰我們好像都假定了道德譴責是維繫社群倫理的重要手段，但道德譴責這個工作的執行，會否反過來培育出一些有害社群的性格，例如傲慢與狠毒？另外，主流的倫理學和應用倫理學都只關注道德判斷而不關心道德行為，但比起道德兩難，知易行難才是更常見的人類處境，為什麼我們如此缺少這方面的新思想？例如先前有小學生墮樓而校方沒有即時報警，在這些大是大非上，是什麼驅使人選擇明顯是錯的那一邊？

《The Hunt: 謠言心理學》／Isaac

晚上8:38 心理學-應用分析, 評論分析-電影評論 No comments

《The Hunt: 謠言心理學》／Isaac

來源︰http://screenpicks.com/2013/12/interview-hunt-jagten-director-thomas-vinterberg/

剛看了電影《The Hunt》，講的是一個幼稚園老師因一個小女孩無心的謊言，被整個鎮誤指為戀童癖罪犯。這電影拍得實在太好，好得讓人難受。我不需要評述太多了， the film speaks for itself ，倒是想講講當中一些的心理學（有劇透，還未看就先把電影看了吧）︰

最初，幼稚園園長對小女孩 Klara 的告白也是半信半疑，她意識到指控嚴重，必須審慎。但當那個疑似社工的男人來調查時，命運就踏上不歸路－－他問了引導性問題。一開始時 Klara知道好像要變得麻煩了，於是否認她跟園長說過什麼，但她也不想開口承認自己說了謊，她想選擇沉默，但大人們不容許，他們一定要把答案給問出來，於是直白地問了「你說 Lucas 讓你看了他的雞雞，是不是？」這種問題方便了 Klara 選擇讓謊言繼續，因為她只需要點一點頭，就可以擺脫他們的追問。如果「社工」沒有提出這個問題， Klara 很可能不會把謊言重述一次，而是保持沉默，當作沒事發生。

而第二個關鍵點是，園長把事情告訴了第三者。一個人本來半信半疑的事情，開口講了出來，就會令自己相信了。這不是什麼神秘的事情，社會心理學家做過實驗，寫了一篇講稿，讓煙癮者上台為中學生講講吸煙的害處，之後的 follow-up 發現，這些煙癮者減少了吸煙。這現象叫「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就是當我們做了一些事或說了一些話之後，即使是無心的，都會事後努力合理化（justify）自己的言行 [1]。園長把未經證實的指控告訴了其他人之後（可能只是耐不著要跟人商討），她要麼承認，如此嚴重的事情，她粗心大意地散播了出去，沒有保障被告的信譽，要麼她就使自己確信被告是有罪的，所以她讓其他人多加提防，是正確的。即使未有新證據足以合理地加強她的信念，這件事她告訴給越多人聽，她自己就越來越確信不疑。

第三個關鍵，就是園長刺激了其他家長的恐慌，讓他們紛紛追問自己的孩子。後面可以看到，「證供」共同指向的犯案地點是被告家的地牢－－可是他家根本沒有地牢。家長的引導性問題，問出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地牢－－對變態犯罪者的典型想像），彼此間又不斷交換流言，結果製造了一份彼此一致但跟現實矛盾的證供。

第四，就是三人成虎，人們越來越肯定，結果開始連 Klara 都搞不清楚自己有沒有說謊了。在強烈的引導之下，人可以使自己記起沒有發生過的事－－也就是虛假記憶（false memory）。心理學家 Elizabeth Loftus 跟進過很多案例，一些少男少女在催眠治療師的引導下，「記」起了童年受父母或其他大人性虐待的受抑壓回憶（repressed memory），於是紛紛控告父母十幾年前的罪行。他們是真心相信確有其事的。其中一個個案，被告在上訴成功後仍受不住社會壓力，釋放不久後就鬱鬱而終[2]。

最後，為什麼法庭釋放了被告，民眾卻不肯放過被告？一來，雖然國家的法庭有無罪推定，但在人心的法庭內，卻會要求嫌疑人證明自己的清白；二來，也是認知失調，之前曾惡言相向的那些人，要他們相信法庭然後承認自己的魯莽比較容易，還是繼續堅持自己的原判，確信自己從頭到尾也是正義的比較容易？人類不喜歡自己打倒自己，可以不認錯的話，絕不會認錯。

了解這些心理學背景，你或者也不能再把這些人當成是「愚昧的群眾」了，驅使他們錯誤的，是我們所有人同樣都有的認知偏差。這也就是我為什麼一直主張讓心理學列入中學必修課程之內－－不是因為我們太無知所以我們需要教育，而是因為我們太不了解自己如何無知。知識不是用來合理化自己的傲慢，令自己覺得武裝了起來，可以審判別人的工具，而是讓自己了解自己有所不知，然後避免重大的錯誤。心理學不一定就錯不了，但是它起碼能夠提醒我們有哪些可能會犯的錯誤，例如上述所講的，提出引導性問題、把還不肯定的事說出口等等。如何做正確的事，這問題從來都不容易回答，任何人告訴你他有 "the answer" 你也要抱有七分懷疑。但是，隨著人類的知識發展，雖然我們還是不知 "w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但我們至少越來越清楚 "what are the wrong things not to do" 。

[1]認知失調是社會心理學最主流的理論，成功解釋很多不同的實驗結果，但我在這裡不容置疑地是有所簡化了。有興趣者可看 Wiki 或 Elliot Aronson (et al.) 的教科書 Social Psychology，寫得簡明生動，不會悶的。

[2] 關於 false memory ，可看 Wiki ，還有 Loftus 在 TED 的演講（有中英文字幕可選）。在 Dominic Streatfeild 寫的 Brainwash: The Secret History of Mind Control 一書中，記載著更嚇人的例子︰一個父親因為堅信自己的女兒不會說謊，以為自己犯罪的記憶被抑壓了，所以續漸喚起他強姦女兒、迫其懷孕並以殺嬰祭惡魔的「記憶」。（書名聽起來很陰謀論，但其實是用心理學和歷史破解陰謀論的，不用擔心。）